江西吉安，古稱廬陵，秦初建縣，漢末置郡，隋稱吉州，元始名吉安，明清為府。古廬陵鐘靈毓秀、交通便捷、商賈如云，物阜民豐，素有江南望郡“金廬陵”之稱。

　　“金廬陵”的“金”，指的是金黃色的稻谷，表示古廬陵物阜民豐。唐代文人皇甫湜在《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中云：“自江而南，吉為富州。廬陵戶余二萬，有地三百余里，駢山貫江，扼嶺之沖……土沃多稼，散粒荊揚。”此外，古廬陵人才輩出，金榜題名中狀元者不少，亦可稱得上“金廬陵”。

　　吉安，東西南三面環(huán)山，武夷山、南陵、羅霄山脈形成的天然屏障，抵擋了東南沿海的強風暴雨和西面寒流的侵蝕。吉安北面與鄱陽湖平原相連，形成壯闊富饒的吉泰盆地，這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適合各類農作物生長，自古就是林茂糧豐之地。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時任泰和縣令的黃庭堅曾深入山區(qū)，考察民情，作詩10余首，留下了“清風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的千古佳句。

　　糧食產量是衡量古代經濟社會興衰最重要的標準之一。北宋時朝廷官府的糧食主要靠江南提供，每年漕糧600萬石左右，江西供糧120萬石，其中吉州近50萬石，約占全國1/12、江西的1/3。南宋偏安，吉州更是主要的產糧區(qū)，年供糧60萬石以上，幾近全國1/10。

　　溝通南北交通的黃金水道贛江，在吉安腹地穿行200公里，占千里贛江（水路）的近1/2。古廬陵盛產木材，又居贛江中游，境內江河多，故此地造船業(yè)十分興盛。在宋代，這里是全國的造船工業(yè)基地，城南江邊有規(guī)模宏大的官辦造船廠，每年建造用于漕運糧食的大型官船500多艘，約占當時全國造船總量的1/6。史載，南唐保太三年五月，吉州鐵鑄的十字錨，長2尺，重650公斤，系戰(zhàn)艦或木筏用。北宋天禧末年，江南及西北造船2916艘，其中吉州造525艘。南宋建炎二年，“全國造船2676艘，其中吉州造船898艘，數(shù)量之多，居全國之冠”。從此，這里舟楫穿行，千帆競發(fā)，被譽為“咽喉荊廣，唇齒淮浙”，成為連接湖南、湖北、廣東、浙江等省的重地。

　　水陸交通的便捷促進了商業(yè)的繁榮。唐宋時，廬陵乃全國32個重點城市之一，為江南的經濟中樞，商業(yè)興盛。明清之際，全國各地至少有24個商人會館集聚吉安城中。南來北往的商賈，將這里的糧食、陶瓷、木材、水果、茶葉、夏布等各種產品通過“水陸聯(lián)運”，或南下翻越大庾嶺，入珠江水系，過南海、進入太平洋、印度洋；或沿贛江水道北上經南昌、九江，又經鄱陽湖進入長江，入太平洋，銷往世界各地。現(xiàn)在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吉州窯產鳳首白瓷瓶被視為世界級珍品，或許就是從這條黃金水道漂洋過海的吧？

　　北宋時，蘇東坡從被流放的海南經贛州北歸，游覽廬陵古后河時感嘆：“此地風光半蘇州”。

　　明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徐霞客在《江右游日記》中寫道：“飯畢，抵吉安郡。已過白鷺洲之西……是日雨絲絲不止，余人游城中，頗寥寂，出南門，見有大街瀕江，直西屬神岡山，十里阛闠，不減金閶也。”

　　阛闠是為街市，金閶是指蘇州的金門、閶門。蘇東坡、徐霞客這兩位文學大師，都認為廬陵贛江邊的街市并不比蘇州遜色多少，吉安的富庶繁華可見一斑。

　　明代吉安安福縣籍的大儒彭華，曾用“商賈負販遍天下”，自豪地向朋友介紹家鄉(xiāng)。

　　歷史的書頁翻到20世紀。即使是到了羸弱的晚清年代，光緒年間《吉安府志》這樣描述吉安發(fā)達的商業(yè)：“商賈交易聚西南二關兩街，起南門，達南塔寺，鋪舍稠密，煙火萬家。”

　　千里贛江奔流北去，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有著江南望郡“金廬陵”美譽的吉安，正攜千年雄風，乘著新時代的列車，奔向新征程。（鄭少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