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天杰（杭州師范大學教授）

　　陶淵明，被稱為隱逸之宗。雖然昭明太子蕭統已為其編輯了較為完整的集子，然而關于陶淵明生平的文獻卻極少。關于陶淵明的生卒、仕隱等信息，世間存在不少爭議。這些爭議影響了對陶詩陶文的正確解讀。其中特別關鍵的就是，陶淵明為何多次出仕、遲遲而歸去來？他對東晉被劉宋取代的態度如何？戴著有色眼鏡去讀陶詩陶文，往往會將其藝術與思想的境界縮小，從而引發誤會。

　　顧農先生的新著《歸去來：不一樣的陶淵明》（以下簡稱《歸去來》），是近年來解析陶淵明的力作。作者通過傳記與詩文、思想解讀的結合，嘗試為我們清除迷霧，還原真相。

　　本書曾引述魯迅先生研究魏晉風度的一句話：“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為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若以此來評判本書，則是詳盡地占有文學與歷史的各種資料，周密地解析全部陶淵明詩文，然后又以嚴謹的考據與詮釋，呈現出與舊說不同的真實的陶淵明。

　　再說《歸去來》一書的構成，分為上下兩卷以及五則附錄。在我看來，其核心就在上卷《陶淵明的人生》，大體完整地告知讀者，幾度出仕又幾度歸隱的陶淵明的真實人生，作者的主要觀點基本包括在其中，原本也可以單獨成書。而下卷《陶淵明的詩文與思想》則是分別從陶詩、陶文以及小說家、家庭教育等方面為上卷再作補充，豐富而立體地說明其人其文之不同側面。下卷還有第十一章《陶淵明的思想與藝術》與第十二章《陶詩陶文選析》，可以看作本書的第三個組成部分。前者討論陶淵明的人生哲學與如何在藝術上復古而開新；后者包括31篇短文，對陶詩陶文進行具體而細微的賞析，大體囊括了陶淵明全部重要的作品，其中也多有對疑難問題的考辨。如果再增加一些關于詩文創作技巧，也可以單獨出書。所以說，《歸去來》一冊，乃為顧先生關于陶淵明的傳記、思想與藝術研究、作品賞析三合一的精華薈萃。

　　為了認識陶淵明的真實人生，本書抓住了與之相關的四個重要歷史人物，將其關系網絡說明之后，其實陶淵明本人會有什么樣的選擇，已經一目了然。一是其曾祖父、尋陽陶氏始遷祖陶侃，官至東晉大司馬、封長沙公，他的一生從低級小吏做起，最后做到“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的權臣，事實也暗暗生出不臣之心，只因上了年紀而功成身退。陶氏家族漸趨衰弱，陶淵明的叔叔陶夔還擔任過尚書，推薦他擔任彭澤令的就是這位叔叔。陶家，其實與此前的瑯琊王氏及當時的江州桓氏一樣，都曾是掌握權勢的大士族，他們都不見得會對東晉王室特別忠心。二是外祖父孟嘉，原本是陶侃的女婿，故與陶家是親上加親的關系，他先事于庾亮、庾翼，后事于桓溫，陶淵明的初次出仕就與他有關。三是桓玄。江州桓氏先有桓溫，乃是孟嘉的府主，陶淵明對其持有相當的敬重。桓溫的侄兒桓玄，則是陶淵明出仕服務多年的府主，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桓玄取代東晉一度建立“楚”政權，并將晉安帝司馬德宗安置于尋陽的時候，正好遭遇母喪回鄉守孝的陶淵明對此不置一詞，感情上明顯向著桓玄。四是劉敬宣，其父為北府兵名將劉牢之，后來擊敗桓玄而成為南朝之宋的開國皇帝劉裕，也曾是劉敬宣的部下。陶淵明在劉裕幕府短暫擔任參軍之后，就在劉敬宣的幕府擔任參軍，并且為期較長。無論劉牢之、劉敬宣還是劉裕，其實都是與桓玄目的相似的權臣，晉安帝也只是他們手中的工具而已，至于陶淵明在他們手下的幾次出仕，目的只在養家糊口。至于東晉王朝，原本就是士族們扶植起來的政權，先有“王與馬共天下”，后有陶侃、桓溫、桓玄以及劉牢之、劉裕，原本就不像一個王朝，又有什么為之“忠憤”的理由呢？

　　此外，推翻“忠憤說”的另一個小證據就是陶淵明歸隱之后，曾兩次得到朝廷的征聘，故被稱為“征士”，一次是在東晉末的義熙年間，另一次則在劉宋王朝的元嘉四年。在蕭統《陶淵明傳》中說其“將復征命，會卒”，也就是說，改朝換代之后請陶淵明出山，他本想同意，可惜不久去世故終未出山。本書對后一次征聘的考辨，無疑進一步說明了“忠憤說”的荒謬性。

　　陶詩陶文的細讀慢品，則更可以說明決定其人生選擇的性格特點。本書結合《歸園田居》“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各本宋版《陶集》中皆為“一去三十年”，考證出其20歲左右就第一次出仕，任職于江州刺史桓伊，主要負責在外地執行公務，這是相對自由的職務。后來擔任江州祭酒則比較拘束，故為時較短。“性本愛丘山”的陶淵明，不習慣于在衙門里看長官臉色，為長官折腰，至于擔任參軍之職為時較長，也因此職務多有外出而相對自由。至于彭澤令則有不同，除了上有長官，還有督郵前來檢查，故80多天之后掛冠而去。他在詩中說：“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因為“親老家貧”之故，不得不多次出仕“代耕”，但其平生志趣皆不在此，生活方式也不能兼容。“質性自然”，無奈之下盤桓于出仕與歸隱之間，正好進入一個螺旋形怪圈。

　　誠如《歸去來兮辭》所說，程氏妹喪于武昌與應束帶見督郵二事，成為陶淵明最終徹底歸隱的兩個直接理由，但其根本還是因為久已厭倦官場，且有可以養活全家的資本了。另一說法則是他預感到了改朝換代而逃離。就東晉長期的混亂而言，即便改換也無礙于只求“代耕”的出仕，更何況對晉朝本無好感。本書特別指出，陶淵明的最后歸隱，其實還是“結廬在人境”，他的歸隱方式與常跟其交往、懷著復雜心態的“尋陽三隱”等人不同。他的隱居是世俗的，不必遁入山林，而是回歸園田；不必隱于僧道，而是以儒為宗。所以，才有詩句“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游”。他過的是士人兼農夫的正常生活，無須如嵇康、阮籍那樣咬緊牙關不開口。他可以隨便話桑麻、寫詩賦，還可以務農、讀書、飲酒、訪友。只要離開了羈絆重重的官場，就可以保持內心的平衡和灑脫了。

　　陶淵明的詩文，似乎多有矛盾之處，他會告誡世人：“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他也會安慰世人：“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人生在世究竟應該如何呢？生活在人間的真實的陶淵明，其實就是該種豆且種豆，該飲酒且飲酒，是一個生活在人間的隱士，并不為“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官場是非而鬧心，故而揚棄了北宋方才出現、明清注家無限擴大“忠憤說”等曲解，貼近平常人生的理解，才能貼近歷史的真實。只有平視，才能看清陶淵明這位大詩人，他既熱愛生活，又視死如歸；他除了忠誠于生活本身、忠誠于自己內心之外，從未有過其他忠誠，故也從未有過任何悲憤，他是中國歷史上最為世俗，同時也是最真、最純的隱士。

　　除了結合對“忠憤說”的辨析，以及平視陶淵明的詩文與人生之外，本書還針對許多具體的問題加以還原。比如詳細解釋《述酒》全詩，為其翻案；再如乾隆時期《四庫全書總目》中指為偽托的《五孝傳》和《四八目》以及《搜神后記》的辨析，特別是《搜神后記》，本書從其輯本多篇小說出發，指出與《桃花源記》的密切關聯。陶淵明原本就喜歡神奇洞府故事，這也與其隱逸心態一致。于是，作為小說家的陶淵明，便更加可愛而完整了。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