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述往】

　　作者：徐剛（作家、詩人，曾獲魯迅文學獎）

　　我認識袁曉園先生，是在1982年秋，她從北京飯店打來電話，邀我小坐。其時我不知袁曉園是何等人物，便請示師父袁鷹。師父告訴我，她的四妹是《新兒女英雄傳》的作者袁靜，三妹的女兒是瓊瑤。這一切均不重要，袁曉園先生本身就是一個傳奇：她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女稅務官、第一個女外交官，且精通國學，詩詞均有佳作。袁鷹囑我：“多聽、多征求她對國學的意見，請她為《大地》賜稿。”

　　當我懷著有點膽怯和好奇的心情走進袁先生的客廳時，眼見的是一位白發蒼蒼、著紅色綢緞上裝、滿面笑容的老人。她一邊為我泡茶一邊說：“我們是鄰居。”這一句話讓我頓時輕松了很多。當時人民日報社在王府井，離北京飯店只一箭之遙。“還是近鄰。”袁先生又說，“遠親不如近鄰吶！”

　　和袁先生相對而飲時，我先轉達了袁鷹的問候。她說：“我是袁鷹的老讀者，我也常讀《大地》副刊，能感到一種新的時代氣息，也有國學意蘊，我希望能讀到更多美文。”

　　茶過三巡，我們喝起了咖啡。她說：“對于流落海外的中國人來說，咖啡是由芳香包裝的苦澀，是離鄉背井者的心語。我是喝‘中國樹葉’——外國人對中國茶的統稱——長大的。從小就見父親陪客人喝茶，春秋時龍井、旗槍，秋冬時普洱茶、大紅袍，我總會湊熱鬧喝一杯。久而久之，就成為記憶的味道，心香一縷。咖啡，尤其是意大利咖啡芳香濃郁，然入口而不能入心。現在茶葉、咖啡并舉，也算是中西文化結合吧？”說完，先生笑著，笑得天真而優雅。

　　袁先生祖籍常州，曾祖父袁績懋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進士第二名，祖父袁學昌任湖南提法使，其父袁勵恒是交通銀行的創辦者之一，叔父袁勵準官至翰林，為宣統帝師。她是家中長女，從小叛逆，18歲時恰逢五四運動爆發，便對父母說：“你們‘關’了我18年，現在可以讓我出門了嗎？”父母知道“關”不住這個執拗、任性的女兒，便放她孤身一人獨闖上海灘去了。這一走，就開始了她獨特而絢麗、艱辛而漂泊的人生——用袁先生的話說，是“我看見世界了，找到土地了，找到自己了，我想成為一粒種子”。

　　三天后袁鷹請袁曉園吃飯，在王府井大街東安市場二樓的淮揚菜館。獅子頭上桌，淺嘗，先生眉開眼笑：“乖乖隆地咚，地道家鄉味！”這一聲“乖乖隆地咚”，引來鄰桌客人的注目。望著這位服飾鮮麗、略施淡妝的白發老太太，有評論輕聲傳出：“大家閨秀。”“格格出身。”“江北人。”……先生笑著輕聲說：“只有江北人是對的。”袁鷹是淮安人，兩人攀起了老鄉。飯后又要了龍井茶飲，盡興而歸。我送袁先生到北京飯店，先生告我不久后她要南下，如有空行前小聚，她想請我們吃四川館子。回到報社，袁鷹要我記得預訂四川飯店，并知會袁曉園先生。

　　四川飯店承載著近代北京的歷史記憶，是多少往事煙消云散時可視的一個細節。我們在四川飯店落座，袁先生對四川飯店的來歷一一道來，儼然一個從胡同里出來的“老北京”：它是康熙帝第二十四子諴親王之后溥霱的宅邸，民國時期金城銀行經理周作民購為寓所；1959年10月1日，四川飯店在這里開張，店名由周恩來總理親定，匾額為郭沫若題寫；廚師長叫陳松如，毛主席曾三次請他到中南海做菜；周總理不嗜辣，愛吃店里的“開水白菜”；四川飯店是鄧小平經常宴請客人的地方……我是劉姥姥進大觀園，茫然不知，袁鷹也感到驚訝：“您幾十年身在國外，我幾十年住在北京，真是自愧不如了。”袁曉園說：“我每天讀大量的中文報刊，除了對漢字情有獨鐘外，也喜愛美食。在美國聽朋友說四川飯店有一道菜‘湯汁澆鍋巴’，鍋巴脆而鮮，很好吃，我就嘗試著煮米飯做鍋巴。家里有各種各樣的不銹鋼飯鍋，可以把米飯燒煳，卻做不出鍋巴來。”三個人都笑了起來。吃到四川飯店酸甜酥脆的鍋巴，袁曉園叫好，把廚師也引來了。廚師告訴她：“袁先生，只有鐵鍋才能燒出鍋巴。”先生說：“我要背口鐵鍋回美國。”兩次吃飯，都是袁鷹請客，他不讓袁先生付賬，開玩笑說：“這家店不收美元。”

　　自此一別，便到了1982年年底。我收到了袁曉園先生寄來的第一張賀年卡，正面是燙金大字“新年好”，右下角是一方“愿為人民吐盡絲”的篆刻印章，封二是“徐剛同志年禧”“袁曉園祝賀 八三年元旦”，封三是豎行小字“錄八大山人詞語”，橫書“康而壽”，款識小楷“春蠶室”，鈐印“吐絲園”，末頁是先生手書的詩兩首，落款為“袁曉園作于京邸 一九八二年歲暮”。

　　猜想，先生當時已在北京購置宅邸，否則何來“京邸”？

　　袁曉園先生似乎特別喜歡北京的春天。1984年4月，我陪先生在中山公園看花展后，在來今雨軒小坐。她說：“只要不是風沙天，你在北京走走，大街小巷都有迎春。有的是大片，有的是三兩枝，吐蕊在灰色四合院墻的一處墻角。迎春的吐蕊與開放，也許只一夜之隔。詩人說等待是美好的，迎春花香無須等待，或者不會讓人久等。”她問我：“你熟悉來今雨軒嗎？”我說：“艾青先生及夫人高瑛訪美回國，我曾邀約與艾青交好的文友韓作榮、鄭曉鋼等，在來今雨軒設宴歡迎。另外，讀《飲冰室合集》知道，康有為在青島故世后，梁啟超集京城一眾名流，披麻戴孝于來今雨軒憑吊。”先生稍作沉思，說：“梁任公和艾青，都是我一生崇敬的名人。年輕時就崇敬戊戌六君子和康梁，《少年中國說》是我心中的號角。因我一意要去上海、去法國，父親就說：‘你是決心要棄父母而向往康梁了，你去吧！’如今想起父母，也有愧疚。當時，母親掩面，父親含著淚給我數銀圓，準備盤纏。”她又說，艾青的《我愛這土地》，是她在海外漫長的歲月里常常朗誦的詩。于是相約，兩天后去拜訪艾青。

　　1984年，我收到了袁先生的第二張賀卡，賀卡上的墨跡是袁曉園的四首詩詞。先生的詩詞有古韻味而不泥古，語句樸素清雅易讀易懂，其中又不乏推敲、佳構。如《東風第一枝·開辟國際友誼林獻禮》中的“萬木輕披綠葉”句，一個“輕”字，便寫盡了春天到來時的潤物無聲——輕輕的足音，輕輕吹過的微風，輕輕地長出新葉，輕輕地披上綠色。因為“輕”而有美，有愛，有動感，有文質。輕乎？重乎？

　　1985年袁曉園先生回國定居，其間有個小插曲。她前往美國駐華大使館，用標準的英語詢問該如何辦理放棄美國國籍的手續。接待她的文化參贊一臉驚訝：“袁女士，我沒有聽錯吧？”

　　“沒有！我要放棄美國籍加入中國籍，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余生為中國服務。”

　　“你可以再想想。”

　　“我想了幾十年了。”

　　袁先生回國定居后，開心地說：“我不僅有中國心，我還是有中國戶籍的中國人，人生至此圓滿！”

　　她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國際漢字研究會會長。她曾在聯合國任秘書、翻譯，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自豪，她告訴我：“只有對漢字心懷敬畏，對中國古文化心懷感激地去學習、鉆研，由字而詞，而句，而文，才能做好詩人，寫好文章。”袁曉園先生對漢字拉丁化有憂慮，不主張一味追求所謂的“國際化”。她說：“一國一族之文字，與一國一族之歷史、地理、習俗相關聯，中國5000年文明與中國漢字命運與共。漢字不泯，家國不亡。漢字是最具有中國特質的，是傳統文化的靈魂。漢字是最美的，漢字的美是吾族幾千年風雨跋涉的磨礪之美。滅我家國，從滅我文字起！”她曾提出“袁氏拼音方案”，影響了中國漢字學界并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支持。袁先生回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成立北京國際漢字研究會，旗下有《漢字文化》雜志，趙樸初先生題寫刊名。

　　在1985年的新年賀卡上，袁先生手書五首詩歌，其一是《回國定居榮任全國政協委員感動而賦此》：

　　年華虛擲恨難追，久滯他邦今得歸。

　　萬里長空清似水，檐前小燕學鵬飛。

　　后來，我因工作調動，與袁先生失去了聯系。常常回想先生的風采及賀年卡上的細節：她的齋號名為“春蠶室”，她的常用署名為“寒塘”“吐絲園主人”“春蠶室主”“蓮心居士”“蘭陵袁曉園”，她的座右銘是“愿為人民吐盡絲”。小聚時，袁先生還一時興起和我對過聯語。她出上聯“雨雪浪跡歸人”，我對以“楊柳春風曉園”。還有一次她甩出一詞“不周山”，我情急之下無奈以“袁曉園”對之。袁先生拊掌笑曰：“意相近也。”

　　2003年11月17日，袁先生安詳辭世，享年103歲。

　　這些年里，她穿著紅衣服、笑容可掬、風度翩翩、侃侃而談的形象，不時在我的腦海中閃現。

　　2023年歲暮，大雪時節，翻檢舊物時，袁先生的幾張賀卡赫然出現于眼前，墨跡淋漓，溫情涌動。前一天夜里風聲呼嘯，吹落了大樹小樹上所剩無多的葉子，冬之訊息也，而春的氣息也愈來愈近了。前行，不遠處便將是楊柳依依、迎春撒金、玉蘭開放的早春。是夜，仰望夜空，問星河：“我有賀卡，投向何方？”

　　《光明日報》（2024年01月05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