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 聃

　　蘇軾善食之趣屢見于兩宋士人筆記。無論是與之相識的北宋時人，還是南宋諸多作者，皆在筆記中不吝筆墨，大加描摹。呂希哲曾記元祐年間蘇軾戲謔事。蘇軾贊熟肉味美，而范淳夫告誡其多食則易發痛風，蘇軾笑謂淳夫誣告肉食。篇章雖短小，已勾勒出蘇軾貪食善謔的形象。蘇軾愛美食已為時人所知，被貶黃州時，親自烹調，教會那些不善烹煮的貧困農人善用食材，“凈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此之謂東坡肉。之后，又教過當地人如何烹魚與釀蜜酒。彼時蘇軾亦是拮據，卻也依舊關心當地民生。但與之為營救黃州棄嬰而組織的雪堂救兒會相比，為紅燒肉撰寫的“火候足時他自美”之詩反而流傳度更廣，或許正是因為符合受眾對蘇軾諧趣的印象。

　　類似的敘事還見于邵博《邵氏聞見錄》。經筵官員于資善堂會食，聽蘇軾盛贊河豚味美，便問河豚是何種滋味，蘇軾回復簡約絕妙：“直（值）那一死。”河豚味美且有劇毒為天下所知，而在蘇軾看來，河豚滋味之美難以直接言說，便為嘗鮮而身死，亦是值得。

　　鮮美河豚與肥腴熟肉皆是美味，而蘇軾為吃甘愿冒痛風、身死之險，雖有妙趣，卻亦過于貪口腹之欲，明顯不符合儒家的中庸哲學。至北宋末期，士人筆記中對蘇軾同類故事的記載已有雅化趨勢，以蘇軾與劉貢父的“三白”戲謔為顯。“三白”最早見于朱弁《曲洧舊聞》。蘇軾回憶在制科考試時所食美味，稱“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劉貢父追問何為“三白”，對曰：“一撮鹽，一楪生蘿卜，一碗飯，乃三白也”，引劉貢父大笑。之后劉貢父請蘇軾過其家吃皛飯，案上所設惟鹽、蘿卜、飯而已——蓋取三白為皛字。蘇軾再邀劉貢父赴家宴吃毳飯，案上空無一物，蓋毛與無同義，毳字意為三無，既無鹽，亦無生蘿卜與飯。與之前所載的豬肉、河豚不同，“三白”敘事不粘連于口欲之樂，更凸顯宋代文士的文字游戲，趣味雅化。

　　“三白”故事此后屢見于宋人筆記，而敘事主人公或有所變更。如曾慥《高齋漫錄》所記，錢穆父邀蘇軾食皛飯，亦是設飯一杯、蘿卜一楪、白湯一盞而已。宴邀之前記有蘇軾的宴飲觀，“尋常往來，須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為具”，豁達、簡約的生活態度躍然紙上。

　　蘇軾一生跌宕起伏。據陸游《老學庵筆記》所記，蘇軾兄弟雙雙被貶嶺南時，曾于梧州、藤州之間相遇。見道旁有人賣湯餅，便共食于道。荒郊野嶺，食物滋味糟糕，簡直“觕惡不可食”。蘇軾食之殆盡，見一旁蘇轍對箸嘆氣，忍不住大笑：如此觕惡的食物不一氣吃完，難道還要細細咀嚼品味嗎？此時蘇軾已近花甲，此或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同食。荒村、惡食、老邁、貧病，人世諸多艱險，皆付笑談中。

　　善烹調、知食物之美，且詼諧善謔，是宋人為蘇軾勾勒的寫實側影，又在不同時局中得到再解讀，形象被重新解構并得以流傳。在記錄與虛構再創造中，蘇軾逐漸成為宋代文士（尤其南宋文士）所憧憬的鼎盛宋世的典型象征。早前對蘇軾善食的記載雖極富趣味性，而不免偏于俚俗。在宋世流轉中，逐漸偏重對蘇軾雅趣形象的營構，體現出將詼諧滑稽語雅化、挖掘戲語中嚴肅認真一面等特點。而原本貪嘴善食的蘇軾形象亦向莊諧雅正過渡，是為蘇軾形象在歷史生成中獲再評價的文學表達。認為河豚鮮美“值那一死”的蘇軾顯然過分貪戀口腹之欲，不符合南宋士人眼中才學膽識趣俱存的國士蘇軾。南宋末孫奕的《履齋示兒編》中，對蘇軾品河豚的記錄便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小說筆法言說蘇軾受人之邀品評河豚，且宴請者及闔家老幼都高度重視蘇軾的品評。孫奕在相關記述結尾的評論無疑是合理化了蘇軾將食欲與生死相連的評析，肯定蘇軾的品評。

　　南宋末，文士盛贊蘇軾詩文，稱自其中識得“貨之品、菜之品、果之品”等，便是蘇軾善食指向發生變化的證言。蘇軾是見證過宋世繁華風流的士人，是承平時期的典范。文獻史料中，蘇軾多面而復雜，而蘇軾善食書寫的變遷，最為直接地體現了后世的仰慕與接受。人們喜愛的，是才行高世、遇人溫厚、“閑以談謔”的蘇軾。其人善食帶著滿懷生機的赤子之趣，成為一種文化符號與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