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近日，江西崇義縣出臺“零彩禮”“低彩禮”家庭禮遇機制，推進婚俗改革，給新人家庭提供子女入學、交通出行等正向激勵，其中，“零彩禮”“低彩禮”的標準為：男方給女方的聘禮、禮金為零或不超過3.9萬元（不含返還禮金和嫁妝折價）。“零彩禮”“低彩禮”夫妻的子女（含農村戶口）持禮遇卡可在學前、義務教育階段，在全縣范圍內按照第一順序擇校入學，該消息引發熱議。

　　近幾年，對“高價彩禮”的治理在各個層面都頗受重視，很多地方也出臺了詳細的治理舉措。崇義縣從頒證禮遇、子女入學等10個方面來鼓勵“零彩禮”“低彩禮”，政策誠意可謂是“拉滿”了。客觀說，與過去曝光的一些爭議性做法相比，崇義縣的政策其實并不算太極端。但其仍是以一種爭議性的方式受到社會的關注。

　　比如，對此的一種普遍性質疑是，彩禮不超過3.9萬元，要如何核實？享受婚禮宴席優惠可以理解，但子女優先入學是否影響到教育公平？當地相關工作人員表示，選定3.9萬元這個標準是因為當地彩禮數額習慣性帶“9”字，諧音吉利，再加上崇義本地的彩禮不算高，所以定了這個數額；當地是根據學生居住地所處學區入學，他們前期做過調查，也和教科體局溝通過，不會和現有的入學政策沖突，不會影響學生入學公平性。

　　該回應似乎也算是言之有據。但拋開政策的程序性爭議，類似的“高價彩禮”治理措施公布后，一種更普遍的社會疑慮其實是，它們真的有效嗎？像網友留言——“非常理解這種心情，但彩禮是民俗，即便納入法律法規，也很難落到實處”，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說，相比政策程序上的公正性，當前社會上一些針對“高價彩禮”的治理舉措，所面臨的更大問題其實是信任危機——社會付出了不少的公共資源，但到頭來“高價彩禮”可能并沒有真正被“打”下來。這才是更需要正視的治理尷尬，或者說治理復雜性。

　　其實，作為一種民俗現象，“高價彩禮”的形成有著復雜的社會、歷史背景，要想僅憑幾項政策就徹底根治，本身就有點異想天開。更何況，彩禮的“高”與“低”，在不同地方，不同時期，完全會有不同的答案。因此，政府出面干預引導，注定需要多一些耐心和“長久之計”，指望出臺一個政策就立竿見影，注定不切實際。并且，一旦被急于求成的治理導向所綁架，結果很可能出臺一些用力過猛、突破程序，或違背合理“公私”邊界的爭議性政策，由此導致治理行為本身陷入公信力危機，甚至引發新的問題。

　　以崇義縣的舉措看，鼓勵“低彩禮”的各種政策激勵是非常全面的，但正因為激勵大，結果是否只會催生更多“作弊”的行為來換取禮遇資源，而非真正降低彩禮？也就是說，在實施中如何評估治理的真實效果，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挑戰。若連這個問題都沒法解決，政策自然也就難言有真正的社會支持——千萬別低估了社會認同對于政策實施效果的重要性，尤其是涉及民俗方面的政策。

　　指出這一點，不是要雞蛋里挑骨頭，給治理高價彩禮的行為潑冷水，而是需要進一步形成共識：無論是彩禮標準的確定，還是相關激勵政策的制定，若能事先征求社會意見，確保有足夠的民意基礎，才能真正增強民眾對政策的響應程度。此外，這些年不少地方都出臺了政策，一些還被列為典型，這種情況下相比各地繼續自行摸索，是否可以對那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效仿？這或比追求“標新立異”，更利于降低政策試錯成本。

　　去年12月，多部門聯合舉行的“推進移風易俗 治理高額彩禮”新聞發布會介紹，2020年以來，民政部先后分兩批確定了32個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相關試點地區已形成較好的可復制可推廣的改革經驗。那么，這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是什么？為何又未能被崇義這樣的地方效仿跟進？這方面完全可以向社會有更多的披露。否則，受關注的大多是各種爭議性政策，真正值得推廣的有效做法卻被“埋沒”，這只會讓更多地方在移風易俗上走“彎路”。（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