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點摘編】

　　汪高鑫在《中國古代史學的以易解史》（《社會科學戰線》202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過程中，以易解史成為史家闡發其史學思想的重要模式。中國古代的易史關系源于巫史合一，史官長期兼有巫的身份，執行卜筮的職能。作為記錄卜筮結果的《周易》，與史官有著不解之緣。史官參與《周易》的撰述、保存與流傳，其對歷史變動的解說豐富了《周易》的思想。易學思維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哲理基礎，其整體思維啟發了史學的“究天人之際”，變通思維啟發了史學的“通古今之變”，“一致百慮”思維啟發了史學的“成一家之言”。中國古代易史關系的基本模式有史料學視角的以易說史和歷史思維視角的以易解史兩種，前者無法解說持續數千年之久的易史因緣，后者則可以通過探究易學內蘊的豐富思維術之于中國古代史學持續的思想影響，揭示出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易學思維特征。在中國古代史學的具體實踐中，歷代史家普遍重視治《易》，他們通過在史書中采用“《易》曰”以及編纂易學著作等形式，運用以易解史的模式來闡發史學思想，對為政之道、天人關系、古今之變以及道德史觀等史學思想進行了系統闡發。

　　《光明日報》（2024年03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