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

　　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將迎來建社70周年的大喜日子。我早就想寫一篇回憶紀念文章。

　　1982年1月，我從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大）歷史系1977級畢業分配到學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學研究所，在董寶良老師直接指導下參與建所之后的首項大工程——編輯多卷本《陶行知全集》（該書后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我嘗試著寫了一篇《陶行知論解放兒童創造力》的小文章，并投給了人教社剛正式創刊不久的《課程·教材·教法》雜志。呂達老師對我的這篇小文章很肯定，很欣賞，特地回函鼓勵。該文很快刊發在1984年第3期《課程·教材·教法》上。緊接著，1985年人教社編輯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又收錄了我撰寫的論文《陶行知解放兒童創造力教育思想的研究》。這是我在陶行知研究方面發表的比較早的兩篇文章，讓我印象深刻、記憶猶新，開啟了我的陶行知研究之門，我也因此與人教社結下了不解之緣。

　　1988年我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后，又在華中師大近代史研究所，隨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研究陶行知與中國現代文化。開沅先生視野宏闊，指示我盡量了解國外陶行知研究概況，打開自己的學術視野，以便知己知彼，借鑒超越。我收集整理了一批珍貴的國外陶行知研究資料。1990年下半年，我將編選整理的40余萬字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寄給人教社呂達老師。他考慮到分工的原因，當即將之轉給了時任人教社教育室主任的邱瑾老師。經過邱瑾老師的精心編輯，書稿質量有了很大提高。

　　1990年底至1991年初，為趕在春節前校對完書稿，我住在人教社北京沙灘后街原址附近的《紅旗》雜志社地下室里核校書稿，夜以繼日，終于搶著趕完核校，使該書于1991年春節之后順利出版，這是我個人出版的第一本學術圖書。此后我又在章開沅、董寶良等先生指導下，陸續單獨或與人合作在人教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論著選》《陶行知與中外文化教育》等，還在人教社出版了《中國近現代教育思潮與流派》《教育史學通論》（上下卷）等，前后合計700余萬字，其中多部論著在人教社責任編輯老師的精心編輯下，出版后都得到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充分肯定。如《中國近現代教育思潮與流派》《教育公平論》兩本書分別獲得第二屆和第六屆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陶行知教育論著選》入選首批“中國文庫”，也是教育類圖書首批入選的僅有的一本；《陶行知研究在海外》獲得首屆中國陶行知教育理論研究優秀成果獎等。

　　借助人教社這一平臺，我也從此一步步走上學術道路。我從一名初出校門的大學生，與教育研究和教育出版相伴隨，逐漸成長為教育學界、教育史學界和陶行知研究領域的一名專家學者。這些都離不開前后幾任人教社領導，離不開人教社一批資深編審，如呂達、邱瑾、郭戈、王莉、鄒海燕、劉立德以及中青年骨干編輯馮衛斌、韓華球等人的鼓勵和支持。

　　除此之外，人教社還幫助我搭建了交流平臺。從2007年開始，我們長江教育研究院（國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每年3月3日都要與人教社合作在北京舉辦“北京·長江教育論壇”，借助每年全國兩會的時機，邀請一大批國內教育專家討論兩會提案議案建議以便修改完善，更好地發揮咨政建言作用。在人教社黃強社長、郭戈總編輯的領導下，立德同志帶領他的團隊，每年都認真負責地籌辦“北京·長江教育論壇”。十多年過去了，“北京·長江教育論壇”已然成為國內教育界的一個品牌論壇項目，并衍生出“南京·長江教育論壇”等全國各地多個論壇，涌現出了一批中青年知名教育學者，并演變成了一個個提攜后進、鼓勵年輕人成長的平臺。

　　40年前，我因“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而與人民教育出版社結緣，今年人教社成立70周年之際，我與學生劉大偉又將在人教社出版《陶行知年譜長編》（四卷本）。這些巧合都讓我感受到與人教社的同仁們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追求，那就是為了辦人民滿意的教育。人教社作為中國教育出版行業的“領頭雁”，將我們這些分散在天南海北的教育學者黏合在一起，共同參與了這場發展盛宴，我要衷心地說一句“謝謝”！

　　人教社70年走來，風雨兼程，與時俱進，形成了今天在教育出版界的地位與大發展格局。我相信，在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的進程中，人教社必然會有更大的作為和擔當，也必將成為中國教育出版界的“合抱之木”“九層之臺”，繼續引領中國教育出版的方向！

　　（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周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