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人物之一——于道泉先生與雍和宮的一段往事

　　莊子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茫茫娑婆世界，人與人的每一次遇見皆是緣分。清明節那天，我途經學校西門，剎那間，時光仿若倒轉，不由得憶起1983年4月的某一天。彼時，我與同事恰好在西門，極為偶然地與于道泉先生相逢。匆忙間，我們恭敬地說道：“于先生好！”他聞聲抬頭，眼中閃過一絲詫異，旋即溫和回應：“你們好。”誰能想到，匆匆一面，竟成此追憶。

　　2001年10月15日，王堯先生與我談及即將于國家圖書館舉辦“紀念于道泉先生誕辰100周年學術追思會暨《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首發式”一事，希望學校科研處給予支持，并讓我以藏族學者的身份在會上發言。那個會，大師云集，我有些膽怯，但王堯先生鼓勵再三。其間，王堯先生向我娓娓講述于先生的學習經歷，特別是當年在雍和宮的一段軼事。當年10月28日，我前往國家圖書館參加會議。會上，王堯先生引領我結識了諸多著名學者，諸如任繼愈先生、王邦維先生、白化文先生等等。我在發言中提及：“于道泉先生雖已辭世九年，但他那崇高的品德、精深的學問以及創新的精神，依舊如同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持續激勵著我們奮勇前行。”回首過往，樁樁件件，皆清晰如昨，仿若就在眼前。

　　在我國藏學發展的歷程中，于道泉先生宛如一座熠熠生輝的燈塔。他的一生，與藏族文化緊密相連。但是，他與雍和宮藏族僧人的交往，卻罕為人所知。

圖為晚年的于道泉先生（轉引自王堯：《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

　　于道泉先生的藏學探索之路，始于20世紀20年代。彼時，年輕的他懷著對知識的渴望和對藏文化的向往，踏上了學習藏文的征程。自學之路布滿荊棘，他最初依賴的學習工具，僅是英國人柏爾著的《英藏辭典》。這部辭典僅有數千個藏文詞匯，卻成為于道泉先生叩響藏文化殿堂大門的一把鑰匙。他日夜研讀，手不釋卷，短短幾個月，便將辭典翻了幾十遍，憑借著這般如饑似渴的學習勁頭，迅速掌握了不少藏文詞匯。

　　然而，學習藏文口語的難題卻長期困擾著他。直到一次改變他藏語文學習軌跡的偶遇出現。一天，于道泉上街搭乘電車時，驚喜地發現車上有幾位藏族同胞。長久以來對藏語交流的渴望瞬間被點燃，他毫不猶豫地拿出從《英藏辭典》中學到的詞匯，熱情地與這些藏族人士攀談起來。雙方你來我往，交談中不乏肢體語言，那份因特殊交流帶來的興奮，洋溢在每個人臉上。這次邂逅，不僅讓于道泉感受到藏語交流的魅力，更成為他深入藏學領域的關鍵契機。

圖為青年時期的于道泉先生（四川民族學院郭重曦繪）

　　經此一事，于道泉對藏語學習的熱情愈發高漲。不久后，他偶然路過雍和宮，發現東側北大門紅墻下的院落里居住著一些藏族人。一番打聽后得知，他們竟是來自拉薩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的僧人。這些人都講標準的拉薩話，并且精通藏文、文法、文意。其中還有通曉漢語者。這個發現讓于道泉欣喜若狂。此后，他頻繁前往這個小院，虛心向僧人們請教藏語文知識。隨著交流的日益深入，僧人們被于道泉的求知精神打動，熱情地邀請他搬來同住。從那以后，每個夜晚，小院里都回蕩著他們用藏語交談的歡聲笑語。所謂“置身莊岳，事半功倍”，在“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下，經過三四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學習，于道泉不僅熟練掌握了藏語文，更收獲了與藏族僧人們親如家人般的深厚情誼，為他日后在藏學領域的深耕細作筑牢了根基。

圖為舊時雍和宮東側的僧舍（喜饒尼瑪供圖）

　　在這個充滿民族文化底蘊的小院里，于道泉邂逅了藏族文學的瑰寶——《倉央嘉措情歌》。這部在藏族群眾中廣為流傳、膾炙人口的詩集，令他深深著迷。文學家許地山先生得知后，極力鼓勵于道泉將其翻譯出來，并熱心承諾幫忙出版。懷揣著對這部作品的敬畏，于道泉以新詩體精心翻譯，許地山先生也熱忱地對譯文進行潤色。但于道泉對自己的譯作精益求精，反復斟酌后仍覺存在不足，使得這部翻譯作品在他的書箱中珍藏許久后才得出版。盡管如此，這一嘗試為《倉央嘉措情歌》走向更廣闊的傳播平臺拉開了序幕，后續引發了后人多次重譯，讓更多人得以領略藏族文學的特別魅力。

圖為1933年于道泉先生（右）在北京與西藏僧人土登堅參合影（喜饒尼瑪供圖）

　　于道泉與雍和宮藏族僧人的情誼，不僅體現在藏語文學習與文學交流中，更滲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一同分享生活經歷、暢聊文化傳統，在相互理解與尊重中，情誼愈發醇厚。這種真摯友誼，極大地豐富了于道泉的人生閱歷，讓他得以深入洞察藏族文化的精髓和藏族人民的內心世界。

　　在學術研究層面，于道泉與藏族僧人的交流同樣成果斐然。從僧人們那里，他獲取了大量珍貴的一手資料與獨到見解，并將其融入學術成果。例如，語言學家、音樂家趙元任對藏語發音萌生濃厚興趣時，于道泉便將自己最熟悉的藏族好友，楚稱丹增的隨從羅藏桑結請到趙元任家中。羅藏桑結憑借純正的藏語發音，協助趙元任進行了多次藏語記音工作。這一合作成果，不僅為藏語語音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更彰顯了學者們在學術探索中攜手共進的精神。此外，于道泉向中央研究院申請編寫漢藏佛學詞典，即便未獲批準，他仍憑借與藏族僧人交流中獲得的啟發與知識，堅持在家中利用業余時間推進此項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西藏駐京辦事處初期的主要職員來自雍和宮，以處長阿旺堅贊為首的幾位藏族官員和執事與于道泉先生之間，締結了深厚友誼。1934年，于道泉先生即將遠行法國學習之際，阿旺堅贊等人寄來一封滿含深情的送別信件，全文如下：

　　于先生臺鑒：

　　今年以電話訪問中央研究院，知大駕昨已榮行，未及走送，正深悵歉。頃奉由滬來示，語過愄謙，益令汗顏。此次壯游巴黎，定能光大所學，功加社會，敬祝一帆風順，平安到達。吾輩交稱莫逆，將來如有需弟相助之處，備望函示，自當盡竭綿薄。敝處現擬于本月11日遷移西華門內四條巷118號。來示祈等此處為荷，專復即頌

　　旅祺！

　　阿旺堅贊鞠躬

　　貢覺仲尼 裕彬如 曲批圖丹 蔣人龍 劉蒙熙 附筆問候

　　1934年5月3日

　　信中，他們表達了對于道泉先生的由衷祝福，期許他在學術道路上再創輝煌，更誠摯地表示愿在未來為他提供幫助。附筆問候者中，貢覺仲尼身為雍和宮僧人，也是西藏駐京辦事處的首任處長。這封信，不僅是他們友誼的珍貴見證，更體現了藏族人士對于道泉先生在藏學研究工作的高度認可與深切期許。據王堯先生說，于道泉先生非常懷念那些年在北平結識的藏族朋友，一直希望能為西藏切切實實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于道泉先生一生都在為增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而不懈努力。他早年懷揣救國富民的理想，赴歐洲求學、講學。新中國即將成立之際，他毅然放棄國外優厚待遇，投身于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在當時的中央民委領導下，他參與籌辦新中國第一個藏語文教研室并親自擔任主任，編寫藏文教材及《拉薩口語詞典》等。他培養的各民族學生，不少已成為國內外知名的藏學家和黨的干部，為建設西藏、傳播藏族優秀傳統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今，于道泉先生雖已離開我們多年，但他與雍和宮僧人的一段令人溫暖而又印象深刻的故事，宛如一段不朽的傳奇，在歲月的長河中流傳。他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內涵。在新時代，我們更應從他的經歷中汲取力量，積極促進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讓民族團結之花在中華大地綻放得更加絢爛。（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