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覺寺地處西寧市城中區南大街東側，即今宏覺寺街路北，街以寺名。據《西寧新府志》載：寺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原名“妙華庵”，明永樂十年敕賜寺名曰“弘覺”。為西寧古城名寺。面積約3000平方米，一進三院。有山門、護法殿，前院兩側有鐘鼓樓，中院有三大菩薩殿，后院為靜室、林園。宏覺寺殿宇壯麗、林園幽靜，為鬧市中心的一方凈土。在明代該寺頗受朝廷重視，香火旺盛，信徒眾多。其住持僧索南嘉措被永樂皇帝封為國師，多次進京朝覲，得到大量賞賜，故聲名遠播。

　　宏覺寺在歷史上為甘肅拉卜楞寺的屬寺，到民國年間，該寺漸式微，風光不再，成為甘南、川西北、青海西部蒙藏族赴塔爾寺拜佛的食宿地；在九世班禪曲吉尼瑪到內地弘法時，該寺便成為了班禪西寧辦事處。最后一任處長計晉美，副處長宋之樞。宋之樞精通漢藏語言文字，曾任九世班禪漢文秘書，隨其進藏未果，后服務于十世班禪。解放后，任省政協委員，去世前，與筆者在省政協文史委員會共事三年。宋先生熟知兩世班禪的很多典故，著有《記九世班禪離藏返藏》等文。本文的一些情況，亦為宋先生提供。

　　宏覺寺在沉默了百年之后，又迎來了不一般的輝煌。古剎見證了一件具有象征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即時任西北局副書記兼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習仲勛同志，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親臨宏覺寺會見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在這里，一位功勛卓著的老一輩革命家與一位中國藏民族的杰出人物進行了三個小時的親切會見。二人促膝長談，心心相印，肝膽相照，共商國是。有關西藏和平解放協議的進一步落實，有關十世班禪進藏的具體安排等一系列重大事項，就是在這里得以確認。其重大意義彪炳史冊，萬古長青。

1951年4月22日，習仲勛（前左）率領西北軍政代表熱烈歡迎途經西安赴北京的十世班禪（前右）。

　　事情得從頭說起，早在1949年8月6日，蘭州戰役即將發起之日，毛主席就在致彭德懷、習仲勛的電報中指出：“班禪到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并尊重班禪及在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放西藏問題的準備。”同時，黨中央決定由習仲勛同志負責與班禪的聯絡工作。習仲勛遵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為爭取團結和保護十世班禪，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西寧解放時，十世班禪滯留在都蘭香日德寺，青海省軍管會很快就與班禪取得了直接的聯系。習仲勛同志就班禪返回西寧的各項事宜作出了萬無一失的縝密安排，保證了班禪一行如期平安到達西寧。

　　1950年6月，班禪派堪布會議廳（簡稱堪廳）重要成員計晉美作為代表，專程到西安拜會習仲勛同志。計晉美時領扎薩銜三品官，他通曉藏漢語言文字，熟悉內地情況，愛國愛教，辦事精明干練，是十世班禪的得力助手。他向習仲勛同志匯報了班禪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衷心擁護的熱忱，并陳述了班禪對解放西藏的各項建議和意見。習仲勛同志熱情支持班禪的愛國義舉，并通過與計晉美的談話，再次傳達了黨中央和毛主席對班禪的關切和期望，使計晉美深受鼓舞。他將每日情況電告尚在都蘭香日德寺的班禪。所發電文摘一則如下：

　　香日德班禪堪廳：

　　頁電悉奉。此間當局對我佛極為關心。請佛座速起錫返寧，以便商討藏事。計晉美叩。實養印。

　　在習仲勛同志親切關懷和周詳的安排下，計晉美一行順利到達北京，并很快拜見了中央領導同志，圓滿完成了班禪與中央政府的直接聯系。其成果大出計晉美的預期。現舉一則電報：

　　宏覺寺街七號班禪行轅堪廳鑒：

　　毛主席贈佛（即班禪）道濟牌小臥車一輛，已在北京領到。將由回青代表運到行轅（即宏覺寺）。其余吉普車四輛，在西安領取。特聞。

　　計晉美叩 

宏覺寺外院。

　　毛主席在日理萬機之中，對遠在柴達木盆地的班禪給予巨大的關懷，特以個人名義贈班禪高檔小車一輛，給堪廳吉普車四輛。據宋之樞先生講，當收到這封電報時，留在宏覺寺的堪廳全體人員無不歡欣鼓舞，額手稱慶，奔走相告：“想不到，想不到！這是多大的榮耀和恩惠啊！”

　　堪廳的人員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因此，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要在佛前供燈，以示感恩和祝愿。他們拿出了藏之秘閣中只有在盛大慶典才派上用場的十盞大銀燈，注滿酥油。全體人員按佛教儀軌在佛祖案前點亮了象征吉祥如意的佛燈。宋之樞給我講此事時，已過三十多年了，但他那清瘦而嚴肅的臉上依然綻出真誠的笑容。

　　同年四月下旬，班禪從宏覺寺起程，赴京參加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的簽訂。路過西安時，習仲勛親自到機場迎接班禪一行。這是班禪第一次會見習仲勛同志。他走下迎機艙時，習仲勛迎上來和班禪緊緊握手。這是他們神交已久的握手，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記憶。時隔多年后，班禪還給他的經師和摯友嘉雅活佛說：“之前，我已和多少人握過手了。但習主任握著我的手時，我心中有一種全新的感悟，好像有一股溫暖的暖流在心中流過，這就是佛說的緣分福報。”習仲勛同志回憶他同班禪初次見面時的情形寫道：“一個活脫脫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現在我的眼前……有志不在年高，他的愛國熱情和坦誠豪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次見面是習仲勛和班禪四十載革命友誼的新起點。4月27日，班禪及堪廳僧俗官員一行45人抵達北京。周總理、朱德副主席等中央領導前往火車站迎接班禪。“五一”國際勞動節，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親切接見班禪和阿沛，并作了長時間的談話，意義重大。

　　隨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順利簽訂，根據協議有關條款，班禪及其堪廳要回到久別的西藏日喀則。這是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決策之一。黨中央為了保障班禪一行平安順利進入西藏，由周總理主持召開會議，就班禪進藏的政策方針、安全保衛、干部配備、后勤保障、交通路線、起行時間和路線等作出了縝密周詳的部署，同時授命習仲勛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的落實，并由他代表黨中央、毛主席專程到西寧為班禪送行。

　　1951年12月15日，對班禪和堪廳的全體人員來說，這是個吉祥喜慶的好日子。據宋之樞先生回憶，那天天氣很冷，但班禪和堪廳人員早已恭候在宏覺寺山門前，每個人臉上都露出歡快喜悅的笑容。上午9時許，習仲勛同志乘車到達。陪同的有省委、省軍區的主要領導。班禪快步迎上去，與習仲勛緊緊握手，四目親切地對視好一會，才相互問候安好。老朋友久別重逢的氣氛，熱烈真誠。班禪陪習仲勛同志從喇嘛鼓樂隊和班禪警衛隊所組成的儀仗隊通道中緩步走進宏覺寺山門，現場氣氛極為熱烈喜慶和莊嚴。

習仲勛與十世班禪。

　　會見在堪廳會議室進行。這是一間只有30多平方米的平房，屋里只有一個大鐵皮爐子，添得大通煤，滿屋暖烘烘。

　　習仲勛和班禪分坐在靠窗的一對老式木椅上，兩人就像老朋友一樣聊家常，談得熱烈又情切。翻譯是中央派駐堪廳的副代表牙含章，他早年曾在西藏、甘南以藏學者身份做藏族頭人的工作，精通藏學，了解藏情，是一位著名的藏學家，這是黨中央和習仲勛給班禪配備的得力助手之一。

　　這次會見中，習仲勛向班禪傳達了黨中央和毛主席對進藏一事的高度關心，并通報了各項具體事項的安排進展情況。按中央部署，其物資運輸和安全保障等均由慕生忠將軍負責，在香日德集中了一萬多駱駝、牦牛、馬匹的運輸隊，各類物資已調集齊全；特別強調了安保工作的落實情況。各項安排已做到了萬無一失，就連一匹馬配了幾付備用馬掌的小事也提到了。但習仲勛仍再三詢問班禪，還有什么困難或需要盡管說。“只要佛爺需要，我們將盡力滿足。”計晉美代表堪廳提了一個要求，即毛主席贈班禪的道濟小轎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班禪十分寶愛。由于當時青藏并無公路，因此，堪廳希望政府幫助運至日喀則。習仲勛當即決定由青海省政府總務處負責將小車拆成大零件并加包裝，用牦牛馱至西藏。于是就在班禪進藏的龐大隊伍中，有了一支由18頭牦牛組成的特殊馱隊，馱著道濟小轎車。所有牦牛的角上掛著雪白的哈達，哈達在風中飄揚，一直飄到西藏，這在長長的牦牛馱隊中十分顯眼。

　　還有堪廳沒敢想的兩件事，習仲勛同志提出來了。其一，黨中央、國務院撥堪廳三萬元銀元，作為班禪和堪廳到達西藏時的開支應用。就當時而言，這是一筆巨款。其二，批撥班禪及堪廳步槍、手槍數十支，作沿途和到達西藏后的自衛槍支。當時，中央為班禪進藏已組建了一個300余人的警衛營，這是一支裝備精良，由忠誠可靠的蒙藏族戰士組成的騎兵隊伍，作班禪西進的近衛部隊。沿途尚有解放軍作外圍警戒，安全是絕對沒問題的。但習仲勛贈送槍支有著更深層的考慮。這一點在堪廳進入西藏后，才領會到其意義的重要。總之，習仲勛同志對班禪一行無微不至的關懷和雪中送炭的深情，給班禪和堪廳全體人員以莫大的鼓舞。

　　會見在上午11時結束。習仲勛和班禪一同走出客廳，兩人的臉上都帶著祥和的笑容。習仲勛向等候在佛殿大院中的堪廳全體人員、西藏三大寺迎佛代表、隨班禪進藏的甘青各地活佛等講了話。宋之樞先生說，習仲勛講話語氣平和，熱情洋溢，充滿關愛和祝愿之情，非常感人。全體人員都雙手合十低頭聆聽，以佛教儀軌盡表虔誠感恩之心。

　　班禪一行離開西寧，經四個多月的艱苦跋涉，于1952年4月28日平安抵達拉薩。

班禪駐青辦公處。

　　班禪進藏是一項無比艱巨的重大任務。整個進程涉及到政治、軍事、民族、宗教等各種因素，相互之間又盤根錯節，極為復雜；而且時值隆冬，前行路上并不易，受到嚴酷的自然環境的制約。習仲勛同志作為班禪進藏大軍的主要指揮員，他高舉黨的統一戰線大旗，高瞻遠矚，運籌帷幄，指揮若定，決勝千里，圓滿完成了十世班禪進藏這一曠世偉業，該事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永載史冊。同時，習仲勛同志與班禪的四十載革命友情，歷經艱難而如初，為黨樹立了一個統一戰線工作的光輝典范，為后世留下了一份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原文刊載于《中國西藏》漢文版雜志2024年第2期 文/程起駿 圖/程頤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