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羊賊”也能當黨員——一堂基層黨課中的西藏近代史

　　 “我1964年入黨，是全縣翻身農奴里第一批入黨的三個人之一。那是我人生轉折的一年！”說這話的是藏族老人旦增措姆。在西藏薩嘎縣雄如鄉卓巴布村黨支部委員會組織的一堂黨課上，這位即將年滿79歲的老人成為特殊的主講人。

　　 今年是西藏百萬農奴解放62周年。在“3·28”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來臨之前，健在的翻身農奴走上西藏各地的基層黨課講臺，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帶領廣大干部和農牧民群眾重溫西藏歷史上的偉大轉折。

　　 在雄如鄉，旦增措姆老人是黨課上的“明星講師”。雖然年事已高，腿腳不便，但她講話依然思路清晰。

　　 不過，來聽課的干部群眾沒想到，在舊西藏，這位老黨員還曾是一名“偷羊賊”。

　　 旦增措姆出生于1942年，一輩子都生活在西藏西部這片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牧場上。小時候，她們全家都是村子附近一座寺廟的農奴，靠為寺廟放羊換取一點糧食糊口；產出的羊肉、奶和皮毛等產品全部歸寺廟所有。而她一家八口人，只能擠在一頂帳篷里住。

　　 “睡覺時，身下墊著干羊糞當褥子，帽子摘了墊在腦袋下就是枕頭，藏袍蓋在身上就是被子。”旦增措姆說，“那時的袍子里全是虱子，太陽一曬能數出好多，自己身上就像長了個虱子窩！”

　　 在民主改革前的舊西藏，像旦增措姆一樣的農奴占了當時西藏總人口的95%以上。在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下，由官家、貴族和寺廟上層僧侶三大領主組成的農奴主階級集中占有以土地、牧場為主的生產資料，對農奴實施人身控制和奴役，進行苛捐雜稅盤剝，許多農奴從出生起就繼承了沉重的債務。

　　 “我八九歲時，寺院的債家里實在還不起了，父母就趁天黑，帶我們趕著羊跑了。”旦增措姆說，一家人本想逃到沒有人的草原上重新開始生活，但還是被寺院抓了回來。

　　 因為偷羊，她的父親被毒打，落下終身殘疾；住的帳篷也被寺廟收走抵債，全家只能住到一處山洞里，靠四處乞討和給富人家打零工為生。

　　 “不是實在活不下去，我們也不會去偷呀！”旦增措姆說著說著流下了眼淚。

　　 她還記得，在民主改革前的家鄉，既有像她這樣想逃走的人，也有從其他地方逃難而來的人。

　　 但在沒有自由和平等的時代，被壓迫的人們無論逃到哪里，都找不到夢中那種“吃得飽、穿得暖、睡得了安穩覺”的生活。

　　 半個多世紀后，老人的話令在場的農牧民無不陷入沉思。

　　 1959年3月，命運的轉折來臨，黨中央領導西藏各族人民進行民主改革，百萬農奴終于迎來了徹底解放。

　　 這些在舊西藏曾經可以被當成別人的財產而被買賣、轉讓、贈送、抵押的人，生命中第一次獲得了人身自由，分到了土地、房屋、牲畜，有了屬于自己的財產。

　　 旦增措姆主動參與到了為自己爭取解放的行列中。在民主改革正式開展之前，解放軍組織的工作組已經來到雄如，旦增措姆加入了文藝隊，通過歌舞的形式向群眾宣傳政策。

　　 在工作組里，她還認識了自己未來的丈夫。他的家鄉在南木林縣，曾經也是一名農奴。工作組到達南木林后，他主動當起了翻譯，并跟著隊伍來到了雄如。不久后，兩人結為了夫妻。

　　 這場婚姻在舊西藏幾乎不可能發生。舊西藏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規定，農奴主掌握著農奴的生、死、婚、嫁大權，不屬同一農奴主的男女農奴結婚要繳“贖身費”，農奴的孩子也注定終身為農奴。

　　 “是革命的隊伍讓我們走到了一起。”旦增措姆說。

　　 如今，旦增措姆的小家已經發展為十口人的大家庭。這些年，她擔任過村黨支部書記，也在黨的婦女組織工作過。63歲從工作崗位退下后，她依舊時常把黨徽別在胸前。

　　 她也見證著家鄉的變化。村里從民主改革之初的一窮二白，變為了今天的水電路訊網全部暢通；牧民們住上了“邊境小康村”項目統一建設的住房，基礎設施保障條件進一步改善。2019年，薩嘎縣正式脫貧摘帽。

　　 “從前的日子，要到處給別人作揖、磕頭才能活下去。共產黨來了之后，誰也不用求，什么都不用愁了。”旦增措姆說。

　　 再提起當初“偷羊”求生的經歷，老人會付之一笑，笑里有時也會帶著淚。

　　 現在，她家里有40多頭牦牛、60多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