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共產黨迎來百歲華誕之際，29位功勛模范黨員獲頒“七一勛章”，受到黨內最高榮譽肯定。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即日起，光明網推出“‘七一勛章’獲得者說”專欄，以個人專訪形式呈現七一勛章所思所言所行，展現中國共產黨人的寶貴精神財富。本期受訪者為著名電影音樂作曲家呂其明。

（點擊海報 即可聆聽“七一勛章”獲得者的榜樣聲音）

　　以下為光明網專訪實錄

　　記者：首先恭喜您獲頒“七一勛章”，您作為著名電影音樂作曲家，對于黨授予您的榮譽稱號，有怎樣的感受？

　　呂其明：特別感謝黨中央，感謝習近平總書記給予我這么高的榮譽，我真是誠惶誠恐，甚至覺得有些受之有愧。同時，也感覺到備受鼓舞，覺得這次表彰是對自己的鞭策，我希望在有生之年里繼續努力，分秒必爭地創作出更多作品，來回報黨和人民對我的關懷和信任。

　　青年呂其明（周新武1948年攝于山東 受訪者提供）

　　記者：請您聊一聊當初入黨的經歷。

　　呂其明：我在1945年9月1日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記得那時是在一位友人家里，那天晚上有我們三位同志一起入黨。我們自己制作了一面簡單的黨旗，然后面向黨旗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的場景現在還歷歷在目，我們三個一起宣誓，要把我們的一切獻給黨，甚至獻出自己的生命。和我一起宣誓入黨的另外兩位同志，在革命年代不幸去世了，我非常懷念他們。

　　從入黨的那一刻起，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文藝觀就形成了，從那時開始直到現在，我都以共產黨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入黨，對我來講是意義非凡的事。

呂其明與《紅旗頌》（張為民攝 受訪者提供）

　　記者：請您介紹下創作《紅旗頌》的歷程。

　　呂其明：半個多世紀了，講到《紅旗頌》我首先要說，沒有上海之春音樂會，沒有上海音樂界的老前輩給我的幫助與指導，就不可能有《紅旗頌》。這個作品是1965年創作的，當時上海之春已經到了第六屆，我記得在2月份各個單位就已經開始把新作品報上來了。在籌備會議上，黃貽鈞等老前輩們一起討論各個單位的作品，大家覺得其中歌頌黨、歌頌人民的優質作品不夠多。

　　討論后，大家提出應該創作一個更加主旋律的作品。就在這時，大指揮家黃貽鈞對我說，我給你出個題目，就叫《紅旗頌》，就由你來寫。

　　我當時覺得，能為祖國和人民寫作是我的榮幸，也是崇高使命，可壓力著實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我陷入深深的思考。首先，我是在紅旗下長大的，是黨把我培養成一個作曲家，我對黨、對紅旗有著非常深的感情。五星紅旗是革命志士用鮮血染紅的，上面也有我那被叛徒出賣英勇犧牲的父親的鮮血。這些都匯聚成為了我寫作《紅旗頌》的感情基礎。我要把對黨對祖國對紅旗的熱愛，通過這個作品表達出來。

　　其次，我10歲參加革命，經歷過行軍打仗的洗禮，戰爭生活是很殘酷的，可對我來說也有好的一面：嚴苛的磨礪給了我豐富的創作靈感。如果我是被關在屋子里，沒有經歷過艱苦奮斗的歲月，是不可能寫出《紅旗頌》的。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對我來講不是一句空話，而是真理，是行動的指南。

　　《紅旗頌》這部作品之所以沒有被人們遺忘，幾十年來大家還在研究，還愿意聽，為什么？我認為，就是它激發出了國人對黨對人民對祖國的那份赤子之情，樂曲與聽眾產生了情感共鳴。

　　好的作品首先要能感動作者自己，自己如果都不感動，那就不可能感動聽眾。

工作中的呂其明（何厚明攝 受訪者提供）

　　記者：對當下的文藝創作，您有哪些建議？

　　呂其明：事業的發展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來的。人們的觀念在改變，我深深地感覺到，現在的青年創作者與我們50、60年代制作人的觀念是不同的。不同，是社會發展帶來的，沒有好壞之分。如果我們還用曾經的思維、手法來創作，那就過時了。

　　這點我深有體會。在50、60年代，我主要寫戰爭題材、工業題材的作品，但到了80年代國門打開了，我們創作的題材也更加多元，80年代我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廬山戀》，接下來是《城南舊事》《雷雨》《子夜》。如果我的觀念不改變，還用寫《鐵道游擊隊》《紅日》這樣的手法來寫新作品，那就“驢唇不對馬嘴”了。

　　時代在發展，我們的觀念、思維也應該不斷發展，這是大勢所趨。我們現在年輕人所面對的也是這個問題。但在與時俱進的同時，我希望今天的年輕人不要忘記革命年代保留下來的優良傳統，要繼承老一輩共產黨人身上的良好品格。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為人民創作作為主要的導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之中，非常下力氣地學習我們的民族音樂傳統，這些都是必修課。如果這樣做，我相信現在的年輕人一定會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策劃統籌：李方舟 白冰

　　采訪整理：董大正

　　設計制作：孔鵬 姜雪 薛雙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