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衛東

　　在《北緯四十度》序言中，陳福民談到自己的寫作意圖：“以‘跨界’的姿態處理北緯四十度問題，是我個人的一次文學歷險，也是對歷史學的致敬，更是對長城和中國北方的致敬。”陳福民這么說，自有分辨。他長期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是著名的批評家，轉而來講歷史，此之謂“跨界”。在這里，他保持了對歷史學科的尊重。

　　但是，讀《北緯四十度》會發現，與《中國境界變遷大勢考》（蘇演存）、《中國疆域沿革史》（顧頡剛）不同，陳福民處理的也不是純粹的歷史學問題，而是突破學科壁壘的、更為宏大的綜合材料。“北緯四十度”在東亞大陸，正是溫帶大陸和溫帶季風氣候的分界線。天地不仁，萬物只能默從。于是，歷史上，形成了不同族群，產生了牧與農耕兩種生活方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活于馬背，彪悍勇猛；農耕民族定居一地，春種秋收，發展出穩定的政治、經濟運作方式。無疑，游牧民族遇到的食物問題更為嚴重和頻繁，而為了生存，越過北緯四十度，南下劫掠生活資源，就是不得已和唯一的選擇。由此，造成雙方不斷殺伐、議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王朝的更迭，都是在農耕、游牧民族斗爭的框架下進行的。直到進入“現代”，冷兵器時代結束，民族國家的形成，北緯四十度分界才漸次淡出。由此來看，“長城”與“北方”問題的討論，需要依托地理學、經濟學、農學、心理學、社會學、交通學等眾多知識體系。不是陳福民主動跨界，而是研究對象逼他非如此不可，更確切說也不是跨到歷史，而是擺脫學科譜系，進行升維，從更大視野觀察問題。

　　陳福民講述“北緯四十度”故事時，依靠史料，還原本事，但又超越古人局限，跳出二元對立思維，持正守平。在《那么，我們去洛陽吧》中，他對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評價說：“這場運動，是一個偉大民族的自我革命。從趙武靈王‘胡服’到北魏孝文帝‘漢服’，這中間的曲曲折折，分明流動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共同的文明理解與高貴追求。拓跋鮮卑人用自己生生不息的努力證明，他們是善于學習的有創造性的偉大民族。一般來說，革別人的命都能非常踴躍，而輪到革自己的命，恐怕就比較缺乏勇氣。但是拓跋人做到了。”以文明追求為參照系，摒棄民族對立，這個論斷盡顯《北緯四十度》的持正。

　　《北緯四十度》研究的是歷史，“把歷史學家作為潛在讀者”，但作者以文學研究者自居，“希望通過這種寫作，在歷史學領域為文學贏取她應有的光榮與尊重”（《自序》）。陳福民始終在文學/歷史分界線逡巡，既要求“一種正當的文學觀和歷史觀”，又說“我無力給出結論，但這是一個有持久效應且亟待解決的問題吧”——婉轉如此。而這種心態，恰好讓作品具有了“歷史浪漫主義”獨有的情懷。根據點滴史料，加以渲染，使之呈現出自己需要的邏輯，是一種“歷史浪漫主義”。真相無情，叢林法則殘酷，而文化建構和傳遞，正是在改寫和虛構歷史中建立起來的。

　　陳福民書寫歷史時，又何嘗脫離文學。他將《北緯四十度》定位為隨筆，且強調“參與”，不是試圖書寫“正史”，而是通過重述，讓歷史更具后設視角的深度與況味。關于歷史上的“和親”，有的說“斯蓋御長策，經邦茂范”，有的說“誰貢和親策，千秋污簡編”，聚訟紛紜。只有文學，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懵懂年代卻擔負重任的少女。對于戰爭中的弱女子王昭君，陳福民毫不吝嗇，辟出了一章篇幅，與司馬遷給李廣一個列傳的超規格待遇不分軒輊。他說：“在戰爭的另一邊，王昭君跟她那些無名的姐妹們，被鑲嵌和擠壓進歷史的縫隙中，但她們頑強生長著，正如‘昭’這個字引申義所表示的那樣，在黑暗中透出一縷微光。”（《在戰爭另一邊》）從陳福民引用的歷代詩文看出，只有文學家，才會如此看重被歷史學家忽視的王昭君。不止出塞的王昭君，每個古人，哪怕沉默者，都曾是活生生的身體。讓他們在紙上復活的方式，唯有招魂，而這，可能只有文學能做到。這也是文學批評家陳福民的歷史研究的獨有特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