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文是我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應用文體，顯哀榮，盡禮俗，源遠流長，與人的生命結合極為緊密。劉熙《釋名》指出其“本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后人因焉。無故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處”，這就要求碑志寫人記事須真實準確，唯此方能傳之不朽，故劉勰《文心雕龍·誄碑》云：“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秦漢以來，碑志文寫作日興，而朝政“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人莫不想青史留名，碑志文于人寫事論功，立傳揚名，具有相當的傳播優勢和閱讀對象，正可滿足朝野“激揚名聲”“品核公卿”的需要，遂成為清流濁流爭奪輿論、把持時代話語權的重要工具。蔡邕《銘論》：“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廟兩階之間。”即指出時人于立碑作志的重視。

　　朝堂清濁對抗，兩派都需借助碑志張揚造勢，而人之善德懿行又從來沒有可具體量化的標準，特別是在漢賦“潤色鴻業”傳統的影響下，碑志紀功頌美的寫作尺度更難把握，于人于事極易顯言過其實乃至背離事實阿諛奉承之筆，這就促成“諛墓”。歐陽修《集古錄》云：“自后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漢末碑文《中常侍樊安碑》《小黃門譙敏碑》等，墓主皆濁流宦官，而作者卻喪失公正立場，任意拔高溢美、小美大贊、無美稱美甚至混淆事實以丑為美。蔡邕為清流名士寫碑志，也多妄譽，如《太尉楊秉碑》寫楊秉“昔仲尼有垂三戒，而公克焉”，《陳寔碑》說陳寔“盡人材之上美，光明配于日月，廣大咨乎天地……巍巍焉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測也”，夸飾捧揚，不免失于真實。

　　作文的潤筆和人情也影響到碑志諛墓。范文瀾《墓志銘考》：“自文章與學術分道，綴文之徒，起似牛毛。貴室富賈之死，其子孫必求名士獻諛為快……文人則亦有所利而輕應之。”如此情況下，文人自難免俗。顧炎武《日知錄》說蔡邕“集中為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至于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考察蔡邕《胡廣碑文》，寫胡廣“揚惠風以養真，激清流以蕩邪，取忠肅于不言，消奸宄于爪牙”，和《后漢書》所載胡廣“無謇直之風……譏毀于時”形成強烈反差。究其原因，不僅在于蔡邕曾“師事太傅胡廣”，更在于胡廣位高權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在權力、金錢及人情的多重作用下，蔡邕為胡廣作碑文，感念師恩，為尊親諱，就必然多寬宥諒解，少明辨是非，故凈化美化，甚至虛飾謬贊胡廣，諛墓明顯。蔡邕為此也感嘆：“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

　　膨脹的欲望產生膨脹的文學，諛墓是碑志創作的流弊，體現出文章寫作中誠信與虛偽、質實與浮華的沖突，蔡邕之后，徐陵、庾信、王勃、李邕、陸贄、韓愈、柳公權、司空圖等都有奉詔或受財作碑志的記錄。錢詠《履園從話》云：“諛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間乃大盛。”《唐語林》載：“長安中爭為碑志，若市賈然。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者。”這就更造成某些文人的鬻文諛墓。至于鄭薰《內侍省監楚國公仇士良神道碑》阿諛臭名昭著的宦官頭目仇士良，司空圖《華帥許國公德政碑》《太尉瑯琊王公河中生祠碑》阿諛擁兵自重的王重榮，則與權奸當道、王政動蕩的時局有關。

　　從心理上說，文人都不愿意寫自欺欺人的諛墓文，但最終又不得不寫，桓范《世要論》云：“刊石紀功，稱述勛德……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上下相效，競以為榮。”托美言以成不朽，為迎合復雜的社會需求，文人違背立碑作志“資乎史才”的根本，寫作中虛美阿諛，流于形式。而諛墓又是以對墓主的高度歌功頌德來實現的，文人為此借鑒漢賦和銘文的寫法，鋪陳排比，藻飾文辭，捧揚人事，這就更改變了碑志重在記事的史傳功能，轉而以頌美為主，寫作中漸漸文勝于質，駢儷日盛，虛浮華靡，氣格不振，遂致文體嬗變。章學誠批評南朝碑文：“鋪排郡望，藻飾官階，殆于以人為賦，更無質實之意。”錢鐘書《管錐編》也指出庾信“集中銘幽諛墓，居其太半，情文無自，應接未遑，造語謀篇，自相蹈襲……固六朝及初唐碑志通患”。

　　諛墓是碑志創作中很難回避的問題，當然，諛與不諛，又如何去諛，諛到什么程度，固然離不開時代文化背景及文體互動流變等因素，但更和撰文者自身的個人品性與寫作水平密切相關。高明的文人作碑志往往審慎，為避免因諛墓而遭受時譏，多認真把握銘功頌美的尺度，甚至突破傳統套路，追求碑志寫作的創變。有唐以來，面對因諛墓導致的碑志寫作中的不良風氣，陳子昂、張說、蘇颋、梁肅、李華等人莫不努力改進，但成效最大者為韓愈。吳訥說碑志文“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在古文運動的背景下，韓愈一生作有多篇碑志，行文因人而異，紀功頌美注重選擇，力避虛浮阿諛之筆。如《殿中少監馬君墓志》，墓主雖為貴胄，但韓愈通篇撫今追昔，感嘆人生蒼涼，用筆婉而多情，不見虛美。《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銘》也以鋪敘墓主家世履歷行文，其他則隱而不發，被方苞評為“志無美詞”。這種就事論事收放有度的筆法，韓愈在為其他權貴如韓弘、路應、李成等作碑志時亦多體現。至于《柳子厚墓志銘》《給事中清河張君墓志銘》等，記敘抒情，議論說理，善善惡惡，對墓主的善舉義行褒獎有加，則顯示出筆法顯揚直露的一面。

　　錢基博《韓愈志》云：“碑志文有兩體：一蔡邕體，語多虛贊，而緯以事歷，《文選》《文苑英華》諸碑多屬此宗；其一韓愈體，事尚實敘而裁如史傳，唐宋八大家以下多屬此宗。”韓愈以后，歐陽修等人扇揚余烈，為避免因銘功頌美而落入諛墓的俗套，更強調史家筆法，追求碑志創作的實錄和道德教化精神，反對將碑志當作為墓主歌功頌德、抒發個人主觀見解的俗文。比如在寫尹洙、范仲淹時，盡管墓主家屬一再要求改變事實拔高墓主，但歐陽修堅持“簡而有法”“事信言文”的寫作準則，始終不為所動，又作《論尹師魯墓志》《與杜論祁公墓志書》予以說明，感慨“修豈負知己者”。歐陽修的創作實踐和理論主張得到王安石、曾鞏和蘇軾等名士的響應，各自身體力行，創作古樸和雅、平和蘊藉的史傳性正體碑志文，這就進一步扭轉諛墓流弊，使得碑志文從簡單的禮俗應制轉向深層的明道思理，最終走上良性發展的康莊大道。

　　(作者：徐海容，系東莞理工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