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6年11月24日，刊發朱光潛的文章《新詩從舊詩能學習得些什么？》，文章寫道，有一種誤解是：舊詩用的是文言，新詩用的是現代漢語，語言的變遷就決定了舊詩的音律不能再用。這種說法未免過分夸大了文言與白話的距離。單就白話來說，是否就絕對與舊詩音律不相容呢？想一想子夜吳歌，想一想“花間集”中多數的詞和北宋詞，想一想元曲和后來的鼓書戲詞，再想一想我國各省的很豐富的民歌，我們就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詩歌盡管用當時流行語言，而在音律方面還是可以吸收傳統的民族形式。

　　● 1986年3月7日，刊發消息《美學家朱光潛逝世》，其中寫道，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和教育家朱光潛教授，因病醫治無效，于今天清晨二時三十分辭世，終年八十八歲。

　　● 1986年3月3日，刊發汝信的文章《朱光潛先生留下了什么？》，其中寫道，他對后輩總是那么滿腔熱忱，誨人不倦，為培養和扶助新生力量花費了許多精力。每當他讀到某個年輕同志的一篇好文章，看到某個同志在學術上有所成就的時候，他總是像自己有了新發現那樣由衷地感到高興，熱情地予以肯定并積極地向人推薦。他擔任《外國美學》的顧問，對如何辦好這一學術叢刊提出不少重要而中肯的意見，其中一條就是要盡量為“不知名”的青年研究者的佳作提供發表園地。

　　● 1993年10月27日，刊發程代熙的文章《朱老治學精神一席談——讀〈朱光潛全集〉想到的》，文章寫道，大概是1980年冬，當時《讀書》雜志的兩位負責同志——沈昌文和董秀玉對我講，香港《開卷》雜志打算采訪朱光潛先生，請他談談他的生平，主要還是談談他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未久，我們應約驅車前往北大校園，在西語系的一間辦公室里，采訪了朱先生。訪談中，朱先生說道：“我譯的東西放在書架上，比我自己寫的多得多。我有個想法：無論搞什么學問，沒有資料不行，人家在搞些什么，走過什么路，哪些路走錯了，哪些還有可取的地方，這些都是重要的。”《西方美學史》上下兩卷共約53萬字，而朱先生翻譯的供撰稿用的資料就近200萬字。

　　● 1996年12月15日，摘選刊發朱光潛的文章《朱光潛談讀書》，文章寫道，書是讀不盡的，就讀盡也是無用，許多書都沒有一讀的價值。多讀一本沒有價值的書，便喪失可讀一本有價值的書的時間和精力，所以須慎加選擇……走進一個圖書館，你盡管看見千卷萬卷的紙本子，其中真正能夠稱為“書”的恐怕還難上十卷百卷。你應該讀的只是這十卷百卷的書。在這些書中間你不但可以得到較真確的知識，而且可以于無形中吸收大學者治學的精神和方法。這些書才能撼動你的心靈，激動你的思考。

　　● 2016年9月8日，刊發錢念孫的文章《朱光潛學術人生的通達與執著》，文章寫道，檢索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版物，對中西詩歌進行如此比較研究，朱先生是第一人。他不僅可說是中西比較詩學研究的開拓者，而且抬腳舉步就邁上很高的起點，其研究視野的廣度、把握問題的精準度、挖掘緣由的深度，多道前人所未道，給人撥云見日，豁然開朗之驚喜。在近百年中西文化激烈沖突的大背景下，朱光潛以學者的冷靜和睿智，移西方美學之花，接中國傳統之木，于中國現代美學的百花園中，培植出一株株清香迷人的奇花異卉，給我們許多娛心明智的教益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