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寧剛（西安財經(jīng)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童慶炳先生是國內著名學者，尤其在文藝學方面，更是大名鼎鼎。由他主持編寫的《文學理論教程》，國內各大學使用最廣，嘉惠學子無數(shù)。過去四十多年，幾代文學理論的研究者和學者中都有他的學生，且大都成績斐然。作為一個晚輩，我無緣得與童先生相識。只是身在大學，教過文學理論課，讀過他的著作，用過他編寫的教材，從他的研究中獲得過養(yǎng)分和教益，與他的幾個學生、同事有所交往，所以，心里總有一些熟悉之感。近日讀了這本《樸：童慶炳口述自傳》，有幾點印象非常深刻。

　　首先，是童先生努力向學的經(jīng)歷。童先生從小生活艱辛，經(jīng)歷曲折卻不時柳暗花明，甚至堪稱幸運。在這幸運的背后，則是他不懈的努力和堅持。由于家境貧苦，童先生十三歲讀初一時就輟學在家干活，可是，他并沒有就此屈服和放棄，而是“把村里幾乎所有的書都一本一本搜羅來讀”。一年后，即便沒有父親的支持，他還是堅持繼續(xù)學業(yè)，并在初中畢業(yè)后，考上了不用家里出錢的師范學校。1955年從龍巖師范畢業(yè)考上北師大，從福建到了北京，大三時遇到1958年的“大躍進”，提前一年畢業(yè)留校工作。其次是童先生的尊師重道的態(tài)度。童先生在北師大讀書時，曾受教于黃藥眠、李長之、陸宗達、啟功、譚丕模、郭預衡、王汝弼、鐘敬文等多位老師。畢業(yè)留校后被分配到文藝學教研室，在黃藥眠教授手下做助教。童先生在工作上不斷進取，在這方面，黃藥眠等前輩老師是他的榜樣。“我認為當教師就要像他（指黃藥眠）那樣，不斷地鉆研問題、提出問題，想辦法實現(xiàn)理論創(chuàng)新。”“文革”結束后，百廢待興，童先生被任命為北師大中文系副系主任（1979—1983），主管系里的教學與科研。在此期間，他深度參與了國內中文學科的教學改革工作，申請中文學科的博士點，指導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88年，在北師大研究生院副院長的職位上，促成了北師大和魯迅文學院聯(lián)辦的“作家研究生班”，培養(yǎng)了莫言、余華、遲子建、畢淑敏等新時期以來的一批名作家，至今傳為美談。

　　童先生的研究成果和治學方法，對于今天的文學教學與研究，仍然有啟發(fā)意義。比如他一再重申，黃藥眠先生所強調的“理論的具體性”，強調將文學理論落實在對文學作品的具體分析上。“1960年左右，黃先生……給我們三四個助教開課……開的是作品分析課，他認為作品分析對于搞文學理論的人來說，是最基礎的工作，一定要把這個基本功練好。”也因此，“分析作品成為北師大文學理論學科的重點和特色，這和我們重視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是相聯(lián)系的，也是黃藥眠先生開創(chuàng)的傳統(tǒng)。”如果說這個傳統(tǒng)是黃藥眠先生開創(chuàng)的，那么，可以說是童慶炳先生接過了老師的接力棒，將這個傳統(tǒng)發(fā)揚光大并成為北師大文藝理論學科的一個特色。

　　不僅如此，童先生還學習自己的老師們，在從事文學理論研究和教學的同時，也嘗試自己創(chuàng)作，這樣不僅提高了自己的感性表達，也對理論研究很有促進。“我的很多老師都是既搞理論又搞創(chuàng)作，鐘敬文、黃藥眠、啟功都是或者寫詩，或者寫散文，或者兼寫小說，還兼翻譯。”“現(xiàn)在的文學理論都是借助概念，完全是一種邏輯推演，其實很多概念是沒用的……你通過自己創(chuàng)作的體驗，（會）知道哪些概念是有用的……以后講課時，把那些沒用的清除掉……這樣你的課才會講得好。”也因此，童先生不僅在教學之余寫過散文，還寫過長篇小說。他說：“我覺得老師應該給學生做出榜樣，感性、理性雙向同時發(fā)展。”他的老師是這么做的，他自己也是這么做的，而童先生的學生，也延續(xù)了老師的這種可貴的作風，不僅從事文藝理論研究，也間或從事散文、詩歌、翻譯等，保持自己對文字的敏感與熟稔。從今天的文學教學與研究的生態(tài)來看，如此做法太寶貴、也太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