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民族博物館編纂的《何以中華——一百件文物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記憶》(以下簡稱《何以中華》)，目前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以中文、英文、中英雙語、漢藏雙語、漢彝雙語等各版本出版。該書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考古實物、文化遺存等歷史文化資源，遴選出100件承載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記憶的代表性文物，呈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自在走向自覺的歷程，詮釋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內涵，是一部“物”“史”互證、用文物講述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的精品力作。會后，中國民族報記者文靜對該書主編、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鄭茜進行了專訪。

　　記者：《何以中華》的“厚重”是有目共睹的，書的實體厚重，主題和內涵更是厚重。關于這一點，與會專家學者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用文物展示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為何選擇了如此恢弘的主題？

　　鄭茜：回頭看，我們做這本書的初衷來源于兩種感受，一是神圣感，一是使命感。

　　先說神圣感。我們現在說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如果用更通俗的話來解釋，那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古代族群，曾經來來去去、相互碰撞，大規模交匯、你來我往，最后呢？在東亞大陸上，呈現給今天這個世界的，是一個沒有離散的民族，是一個緊密依存、利益攸關、內部高度協同、相互體認的共同體。這樣的一部歷史，在世界上的確是獨一無二的。一個沒有中斷的中華文明，一個沒有走向離散的中華民族。如果把中華民族比作一個大家庭，這個家庭的基本情況就是：家史，沒有斷過；家人，沒有散過。一旦深刻地體悟到這一部歷史的特性，我們就不能不對其心生敬意、心生熱愛。因此，我們在編寫這本書時，心中懷有一種很深的神圣感。

　　另外一點就是使命感。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那么，這個實體在歷史上怎樣起源？怎樣發展？整個20世紀，歷史學、民族學等各個學科領域對中華民族的研究形成了可觀的理論成果。但是，對于中華民族的認知，除了理論闡釋和文本表述，還需要一個必要的步驟，那就是“物”的實證。

　　這是新疆民豐縣尼雅墓地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錦護臂以紅、黃、藍、白、綠五色絲線織成，上方和下方分別用漢隸織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字樣。這件出現在昆侖山下絲路綠洲城邦的文物珍寶，是漢朝中央政府管轄和治理邊疆民族地區的實證。

　　在西方考古學發展起來后，整個人類的歷史都面臨著重新書寫的任務——從傳統的文本敘述轉變為以物質文化為核心的實證性敘事。中國現代考古學用100多年的努力，基本上還原了中華文明的演進歷程，用“物”的形式把中華文明的形象構筑了出來，這是中華文明的考古學實證。對于中華民族，我們也需要這樣一個系統性的“物”的還原和描畫。

　　作為中國民族博物館，我們認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感到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我們應當來完成這樣一個任務。

　　記者：這部書大概籌備了多久？前期經歷了哪些醞釀和構思？

　　鄭茜：《何以中華》的基礎是中國民族博物館長期開展的重要學術工程“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實物表征體系研究”。2015年，我們以此申報了國家民委的科研課題，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分階段、分步驟完成這樣一個嚴肅的文化使命：用文物作為主要載體，以“物”“史”互證為核心，著力構建一個能夠承載中華民族形成發展歷史過程的文物譜系，完成基于“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敘事，解碼共同體的歷史基因，深化對中華民族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

　　這是出土于云南省晉寧石寨山的西漢時期的鎏金雙人盤舞扣飾，兩位男子著左衽緊身長袖衣，腰間配長劍，跣足，手中各持一盤，踏于一蜿蜒長蛇身上，邊歌邊舞。扣飾造型生動有趣，動感極強，從舞蹈者的形象特征與裝束來看，可能是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8年多以來，我們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一項成果就是用一百件文物來表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記憶。《何以中華》一開始是一個展覽，現在它衍生為一部書，并且出版了不同語言版本。我們的這個嘗試，不論在國內博物館界，還是在民族學界，都是第一次，帶有探索的意義。

　　記者：《何以中華》是以考古發掘成果為基礎，同時又超出了考古學研究的范疇，涉及多領域、多學科。作為一項選題重大、內容豐富的工程，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難和挑戰？

　　鄭茜：這的確是一項非常艱苦、充滿挑戰的工作。艱苦在于與之相關的文物數量極多，如何在科學構建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闡釋文本的前提條件下，尋找那些對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具有高度表征力的歷史物證，遴選那些對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具有準確敘事力的物化見證。

　　挑戰在于需要在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的多重視野下，構建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的實物表征體系。我們要探尋、梳理、分析那些對理解我國古代民族起源、遷徙、分化、融匯、共生歷史進程具有潛在實證價值的考古文物，憑借其蘊涵的集體記憶和象征意義，來系統還原和深刻再現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歷史軌跡和演進場景。

　　同時，我們還需要借鑒民族學、人類學關于夷、蠻、狄、戎等古代族群融入中華民族歷史過程的研究成果，系統梳理出承載中央與邊疆、華夏與四夷、農耕與游牧互動融合史實的器物見證，揭示并闡釋背后的商貿互市、婚姻盟誓、戰爭遷徙、文化傳播等交往交流交融史，最后完成關于“中華民族”歷史敘事的物性話語鏈條。只有這樣，基于“物”的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才具有科學的內在邏輯。

　　記者：為什么是“一百件文物”？這一百件文物又是如何遴選出來的呢？

　　鄭茜：一百件文物，既可以理解為一部微縮版的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也可以理解為一個具有高度象征意義的敘事框架。我們試圖用“100”這樣一個有象征意義的數字，來完成一次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物的表征。

　　“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實物表征體系研究”課題組成員主要由中國民族博物館研究部工作人員組成。同時，我們還邀請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專家加入課題組。其中，長期在文博機構工作、對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作過深入研究的首都博物館原副館長高凱軍，全面梳理了涉及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的數千件代表性文物，為我們推進課題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礎。

　　后來，我又帶領課題組成員花了近兩年時間，圍繞更加準確的“物”“史”互證目標，構建出“何以中華——一百件文物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記憶”文物譜系。為檢驗這一成果的科學性，我們特別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學家王巍，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學邊疆考古研究院院長魏堅，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總工程師曹兵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人類學會會長郝時遠，北京大學教授、人類學家王銘銘，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易華，對已形成的文本進行評審。在及時采納各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完善對文物的遴選與闡釋。

　　最終遴選的一百件文物涉及全國各地近60家博物館的珍貴藏品，我們得到了各家博物館的大力支持，取得了相關文物圖像信息的使用權。

　　這件精美絕倫的獸首金步搖出土于內蒙古包頭市達茂旗，它讓我們重溫那個有趣的歷史傳聞：游牧部族慕容鮮卑因喜愛和崇尚中原的步搖，而將佩戴步搖變為自身的重要文化特征，進而由“步搖”諧音得名為“慕容”。

　　記者：與傳統通史的敘事相比，這本書的編纂和敘事框架也很有特色。在闡釋和講述文物的方法上，做了怎樣的考慮？

　　鄭茜：如何闡釋和講述這一百件文物，的確讓我們探索良久。文物是點狀的，而歷史敘事需要綿密與連貫的形式。我們遴選一百件文物的真正目的不是孤立地呈現這些文物，而是要通過這些文物爬梳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的宏大敘事。

　　事實上，要通過一百件文物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記憶的敘事功能，每件文物需要“扮演”三個角色，或者說，我們要發掘出每件文物的三層意義：第一層，著眼于文物本體，揭示這件文物的來龍去脈及其獨特魅力；第二層，揭示這件文物所牽涉的歷史背景、人物事件及其所代表的時代性文化意義；第三層，揭示這件文物輻照和映射的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宏大歷史脈絡，顯示其在話語鏈條上的象征性意義。

　　比如，河姆渡骨耜。骨耜具有上古時代用于翻土的農耕器具的本體功能，這是第一層意義；骨耜作為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的代表性文物，關聯河姆渡文化的重要特征——發達的耜耕稻作農業，這是第二層意義；骨耜作為世界上早期稻作農業的見證物，輻照了中華先民是世界稻作文化先驅的史實，這是第三層意義。只有抵達第三層意義，河姆渡骨耜才最終完成它在中華民族形成發展歷史脈絡中的意義表征，才成為“何以中華”宏大敘事的語匯。

　　又比如，趙武靈王發起“胡服騎射”改革，在我看來應當是“何以中華”的一個必要敘事環節，因為這個著名的歷史事件蘊含著華夷互鑒的文化理念，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歷程的重要史實，所以我們必須為“胡服騎射”找到一件相關的歷史見證。我們最后找到的是一件出土于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貓兒嶺的戰國時期鎏金鴨形銅帶鉤。

　　這件出土于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的戰國時期的鎏金鴨形銅帶鉤，蘊含著華夏與北狄之間的文化互鑒關系，隱現著“胡服騎射”及其背后波瀾壯闊的歷史故事。

　　在書中，對于這件銅帶鉤的闡釋，有三個遞進的層次：其一，對文物本體的描述——這件銅帶鉤造型如鴨鳧水狀，曲頸回首，頸彎如鉤，通體鎏金，造型生動，工藝精湛，體現出北方游牧民族崇尚動物的文化特征。學界普遍認為，這樣一件銅帶鉤與游牧民族的服飾有關，是北方游牧者為方便騎射而發明的用于系掛革帶的衣物部件。

　　其二，對文物隱含的時代背景和內涵的揭示——在推行“胡服騎射”之前，趙國作為中原主要諸侯國，崇尚具有禮法規范的服飾制度，其服飾為上衣下裳、寬袍大袖的“深衣”，雍容典雅。而胡服則為窄袖短衣，長褲和革靴，衣身緊窄；腰束郭洛帶，使用帶鉤，便于騎射。現代考古工作者在趙國故地發現了多件銅帶鉤遺物。這件鎏金鴨型銅帶鉤讓考古工作者相信，它是趙武靈王大力推行“胡服騎射”的歷史見證。

　　其三，對文物背后映照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歷史進程的意義闡釋——“胡服騎射”蘊含著華夏與北狄之間的多重文化互鑒關系：從中國古代軍事史來說，它標志著華夏歷史上第一支獨立騎兵部隊在中原的誕生；從中國古代服飾史來說，它促成了華夏衣飾從“上衣下裳”逐漸向“上衣下褲”的演變；從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來說，它顯示出“華貴夷賤”觀念的動搖，是歷史上“華化”與“夷化”雙重變奏的體現，為后世奠定了一個悠久的文化傳統，那就是華夷之間的互參互化、兼容并蓄、互鑒融通。

　　記者：“物”“史”互證，呈現中華民族從自在走向自覺的歷史進程，這是您反復強調出版這部書的目的和意義。您認為《何以中華》將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起到什么作用？

　　鄭茜：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必須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增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我們深刻認識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樹立和傳播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是一個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任務，因為只有真正完成“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的歷史追溯，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價值信念才能牢固地生成，也才能深層次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這件出土于內蒙古地區的龍首青銅灶具有典型的中原風格，是秦漢時期農耕定居生活場景出現在長城之外的見證。它反映了當時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不斷交融互動的歷史事實。

　　所以，我們致力于基于考古學、博物館學完成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的物證敘事，就是要實證中華民族并非一個“想象的共同體”，而是一個經歷了漫長歷史，由各民族通過交往交流交融、聚合而成的命運共同體。我們相信，對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的實物實證和實物表征，是中國民族博物館樹立和傳播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的重大文化使命，是我們實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必要工作職責。今后，我們還將進一步持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博物館表征體系建設，用文物史料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故事。

　　(圖片及文物介紹均由中國民族博物館提供)

　　監制 | 王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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