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鋒

　　江西省貴溪市人民法院近日宣判一起濫伐林木案，依法判處被告人方某拘役五個月，緩刑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元。法院同時向方某發出江西法院系統首份“護山令”，責令方某在緩刑考驗期間參與復綠植樹、履行巡山護林等工作。(5月5日《法治日報》)

　　法院針對濫伐林木犯罪行為，在判處濫伐者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創新“行為式”生態修復措施，向濫伐者發出“護山令”，責令濫伐者參與復綠植樹、巡山護林等工作。這既能督促引導濫伐者全面履行法律責任，也豐富了生態保護的手段，有利于修復被濫伐行為損害的生態環境關系和社會關系。

　　按照法律規定，緩刑并非“無刑”，緩刑期也是考驗期，在緩刑期間，如果服刑者嚴格遵守相關社區矯正規定，沒有出現新的違法犯罪行為，表現良好，緩刑期結束就意味著刑期的結束，原判實刑無需再被執行。而如果服刑者在緩刑期內出現了犯罪行為，或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及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情節嚴重的，就應當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

　　法院向濫伐者發出“護山令”，把復綠植樹、巡山護林等行為罰義務列入濫伐者的緩刑期考驗事項，給濫伐者念了一道生態修復與保護的“緊箍咒”，可以教育約束濫伐者深刻反思問題、悔罪改錯，嚴格履行緩刑考驗期間的矯正要求，實現刑事懲戒的法律效果。同時，這也能夠以創新生態修復與保護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強生態修復與保護的力量，實現刑事懲戒的生態保護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刑事懲戒能夠達到與“護山令”相互保障、相互約束、相互促進的目的。

　　有生態損害，就應該有生態修復，“誰破壞，誰修復”已成為生態環境保護的共識。《民法典》針對破壞生態環境行為，規定了侵權人的侵權責任也即生態環境修復責任、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森林法》《森林法實施條例》針對濫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行為，規定了補種補植責任。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了生態環境修復的路徑以及損害賠償的標準、計算方法等。法院向濫伐者發出“護山令”，本質上也是一種生態修復措施，既契合了案件的特點，也符合生態修復的法律要求和政策要求。

　　對于那些無力支付生態修復費用的涉案者而言，“護山令”可能是最務實、最有效的生態修復方式，也最容易被涉案者所接受，最容易被執行到位。例如，去年1月，福建上杭法院審理丘某某燒雜草引發森林火災一案，考慮到丘某某系獨居老人、經濟困難、無能力繳納生態恢復補償金的情況，以失火罪判處丘某某拘役六個月，緩刑八個月，并向丘某某發出“護山令”，責令其在緩刑考驗期間按照承諾自覺履行參與復綠補種、公益植樹、巡山護林、森林防火宣傳以及檢舉、揭發破壞森林資源的違法犯罪行為等保護森林資源的義務，要求其通過生態公益行為修復受損害的生態環境資源。在此案件中，法院的“護山令”既守住了生態保護的法律底線，又為涉案者履行生態修復義務找到了合適的出口。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法院“護山令”為守護綠水青山提供了新思路。生態修復與保護需要法律清單內的“制式”修復方式，也需要探索創新“行為式”生態修復方式，樂見各地法院向生態環境破壞者發出類似“護山令”“護草令”“護河令”“護氣令”，為綠水青山、藍天白云提供更多司法守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