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2年開始，河姆渡“上新”，浙江寧波市文化遺產管理研究院的考古專家對寧波鎮海九龍湖一帶的汶溪遺址實施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出土了年代從史前時期延續至唐宋的大跨度文化遺存；云南昆明晉寧河泊所遺址“上新”，自2019年起，發現了500多枚封泥以及部分簡牘，彌補了漢中央政府在設立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對古滇國進行有效行政管轄方面記載的缺失；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也在“上新”，2023年12月召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發布會上，公布了二里頭遺址考古及研究成果。

　　浙江寧波余姚河姆渡遺址發現于上世紀70年代，二里頭遺址則發現于1959年，而河泊所遺址的發現甚至比二里頭還要早一年。

　　為什么這些早就被發現的遺址，仍在不斷“上新”？。日前，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這些新發現的背后，不僅有新科技手段帶來的驚喜，也折射出了如今考古理念的更新。

　　河泊所65年之后再上新

　　對于古滇國有了全新認識

　　1958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學家在云南滇池沿岸進行調查時，發現了一些同心圓紋紅陶盤。彼時，在滇池盆地并沒有發現更多類似證據，在墓葬中也沒有發現此類同心圓盤，因此考古學家認為，河泊所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這種認識一直持續了近半個世紀。

　　2008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國外高校合作，對滇池東南岸進行了區域系統的史前聚落考古調查，再次確認了河泊所遺址，并認為該遺址為青銅時代而非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同時進一步推測，河泊所遺址極有可能是古滇國的都邑。2014年，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了石寨山大遺址的考古工作。河泊所的重要成果便是從石寨山大遺址考古開始后發現的。歷次考古發掘揭露出商周至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存，構建了滇池盆地商周之際至秦漢時期完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2019年初，在河泊所東編號為臺地3的一處漢代廢棄河道灰坑中，考古人員對清理的土樣進行水洗，發現了包括“滇國相印”在內的幾枚封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河泊所遺址考古領隊蔣志龍告訴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近年來，由于采用了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的方法，對于考古的理解更加深入，再加上科技手段的不斷更新，才能解釋以往人們對于云南納入中央集權統治時間的疑問。

　　“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對于云南考古來說，就是去單純地發掘一個墓葬或者墓地，以是否會發現精美的‘大件’文物，并把這作為工作的收獲標準。”蔣志龍說，“但是近年來考古理念有了變化，更愿意通過遺跡或者遺物，了解它背后反映的社會發展狀況。”

　　正是在考古理念的更新之下，河泊所遺址才能“順利上新”，發現了500多枚封泥以及部分簡牘。更讓蔣志龍欣喜的是，封泥和簡牘還能夠相互印證，不僅再次證實了古滇國的真實存在，而且彌補了漢中央政府在設立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對古滇國進行有效行政管轄方面記載的缺失。

　　“此前有部分學者認為云南被納入中央集權統一的時間是元代，但是滇國相印以及封泥的出土，足以證明云南早在西漢中期就已經納入中央集權管轄。”蔣志龍說。

　　不僅如此，新科技、新手段的創新，也為考古人帶來了便利。由于滇池水位比較高，遺址埋藏在地表以下3-5米的地方，而且是飽水環境，遺址中水位的問題一直困擾著考古隊。如今，考古工作者們使用了旁側挖溝的方法，降低了水位，保證了發掘工作面的干燥，順利完成了發掘工作。河泊所遺址考古工作的難度是不多見的，考古成果的取得，實屬不易。

　　“得益于國家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促進了考古工作，如今考古人的工作、生活環境也比以前要好得多了。”蔣志龍說，“我記得1991年從昆明到騰沖去出差，當時坐車要坐一周時間，到了騰沖之后，全身都是灰撲撲的，甚至連頭發都被塵土染黃了。而現在，隨著國家的整體進步，高速公路、高鐵讓我們出行不再困難。加上各級領導的重視，讓考古工作整體上了一個臺階。”

　　50年后“再上新”

　　從全球視野看河姆渡文化

　　1973年，寧波余姚當地農民建設排澇工程掘土時，河姆渡遺址被發現。同年，河姆渡遺址進行了首次正式發掘，當年就出土了轟動全社會的豐富文化遺存，如保存良好、年代久遠的干欄式木構建筑遺跡和各類稻作農業的遺存。1977年又進行了一次更大規模的發掘，發現了更加震撼人心的文化遺存。經考古專家研究，認為河姆渡遺址的重大發現真正改寫了關于長江流域地區古代文明的原有印象，把長江流域的重要性提升到與黃河流域并駕齊驅的高度。之后的半個世紀里，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工作在持續推進，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突破。

　　從2022年開始，寧波市文化遺產管理研究院的考古專家對鎮海九龍湖一帶的汶溪遺址實施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出土了年代從史前時期延續至唐宋的大跨度文化遺存。其中，河姆渡文化晚期前段遺存系在錢塘江以南地區首次大規模揭露，大大充實了河姆渡文化中、晚期序列之間的內涵，為河姆渡文化譜系和轉型發展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研究員孫國平對于遺址“再上新”和近年一系列新發現有著自己的理解，“50年前，我們的目標是發現盡可能多的遺跡和遺物；30年前，我們的目標就是要了解那個時候的社會和社會背后的環境；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地去思考人在當時的社會下，為什么會發展成那個樣子，而且對今后有什么樣的啟示。”

　　實際上，從考古發掘的角度來說，原來發掘的面積都比較小，越早的遺址發掘的技術和方法越原始。現在，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考古工作者們能夠獲得的技術條件和經濟條件跟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語。一些以前曾經發掘過的遺址，尤其是特別重要的遺址，需要重新投入，以期對遺址有更進一步的、更加清晰和完整的了解。

　　“河姆渡以往的發現，大家了解最多的還是這里的干欄式建筑，是中國最早的、保存最好的，展現了六七千年前的長江流域或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先民的居住狀態，特別是當時木材的利用和加工技術已經達到非常先進的水平。另外還有豐富的稻作農業遺存，其中，河姆渡遺址出土了大量保存非常好的稻谷遺存和骨耜等先進生產工具，以及數量很多的碳化稻米。所以，當時的專家們認為河姆渡文化是中國南方地區稻作農業的重要源頭。另外，在河姆渡文化里，還看到大量的原始藝術。”孫國平介紹，“這就是河姆渡發現之后二三十年里，大家主要關注的內容。那個時候人們很少去關注背后的環境狀況，人與環境的關系，還有河姆渡文化在整個東亞地區的獨特地位。現在，我們慢慢有了全國的視野，有了全球的視野，所以會更多地去思考河姆渡文化對中華民族整個文明進程中的代表性意義，以及在整個東亞或者整個東方文化的大環境下的意義。這就是河姆渡文化在新時代更需要研究和宣傳的重要內容。”

　　為此，近期我們在國家博物館隆重舉辦了“河姆渡文化發現五十周年考古成果特展”，并舉辦紀念性的學術研討會，為河姆渡文化下個五十年的考古研究和保護宣傳利用等全面的工作指明努力的方向。

　　不斷“上新”的二里頭遺址

　　背后是60多年考古人的接力

　　二里頭，一個在中國考古史上璀璨而耀眼的名字。

　　將時針倒回到1959年夏，當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在豫西調查時，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從此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時隔64年后，2023年12月召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發布會上，公布了二里頭遺址考古及研究成果。現場介紹，二里頭遺址中心區新發現多條道路和道路兩側的墻垣。這些道路和墻垣將二里頭都城分為多個網格區域，顯示當時社會結構層次明顯、等級有序，暗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志。

　　在此次考古發掘中，接力棒已經傳到了第四代考古隊長趙海濤的手中。巧合的是，他與徐旭生是同一個縣的老鄉。

　　從2002年來到二里頭遺址，時至今日，趙海濤已在這里工作了20多年。與這片土地朝夕相處的數千個日子中，他見證著二里頭遺址考古成果不斷“上新”，更體會到考古工作的薪火相傳。

　　“考古學，它跟社會發展是基本同步的。”趙海濤談到了近幾年來不少大型考古遺址啟動再發掘，“特別是近10年來，考古工作的技術條件、工作思路、發展基礎，包括社會各界的重視程度，有極大提升。研究的內容和成果，也有了很大飛躍。”

　　趙海濤還提到，在上世紀80年代前，考古發掘主要收集明確是文物的內容，譬如陶器、銅器等。“近些年，還要收集發掘現場的土壤，收集很多肉眼難觀察到的事物，并從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來復原當時的社會。”同時，先進科學技術的運用，多學科的參與，年代測定、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等領域的加入，勾勒出古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諸多細節。

　　“因為科技手段的應用，在很多方面填補了空白，也對二里頭文化時期的社會發展水平，有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了解，更加凸顯了二里頭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程度和地位。”

　　當然，在六十多年的光陰中，還有些未曾改變的事物，即來自考古人的堅守和初心。如今，考古的條件已有了很大改善，不似此前艱苦。但在田間地頭，在炙熱的陽光下，依舊能看到一線考古工作者辛勤的身影。

　　“考古人的勤懇、嚴謹、踏實、執著，以及他們白天在田野中風餐露宿，晚上青燈黃卷——這樣一種精神，沒有太大變化。”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閆雯雯 李雨心 馬曉玉

　　(來源：華西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