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鶴同（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會員）

　　1909年底，陳獨秀任杭州陸軍小學歷史、地理教員時，遇到了在該校任教的劉季平。劉季平是陳獨秀在日本的同窗，又叫劉三。此后，陳獨秀便到劉季平家里閑坐談論。

　　有一天，陳獨秀在劉家見墻上新掛了幅字，是一首五言古詩，落款“沈尹默”。原來，沈尹默也在該校任教，昨天他還來劉家喝酒，這幅字是他乘酒興寫的。

　　第二天，陳獨秀敲開沈尹默家的門，進門就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則其俗在骨。”陳獨秀談笑自若，深深感染了沈尹默，他說：“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淶之老先生的影響，用長鋒羊毫，至令不能提腕，所以寫不好。”“我的父親是練隸書的，從小叫我臨摹碑帖，少習館閣體。”陳獨秀見沈尹默很虛心，就乘興和他談起了書法。

　　陳獨秀與劉季平、沈尹默都參加過科舉考試，學書都是從“館閣體”開始。但因陳獨秀的反叛性格，十幾歲時他就堅決反對學習“館閣體”，一味在碑帖上下功夫，因而他的字線條灑脫、流暢，行筆不拘，行、草、篆、隸皆能達信筆揮灑，縱結纏綿，并臻妙境。

　　陳獨秀對沈尹默的尖銳批評，如當頭棒喝，令其倏然警醒。沈尹默此后發(fā)憤異常，“從指實掌虛，掌豎腕平，執(zhí)筆做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紙，用大羊毫蘸著淡墨，臨寫漢碑，一紙一字，等它干透，再和墨使稍濃，一張寫四字。再等干后，翻轉來隨便不拘大小，寫滿為止”。兩三年后，又開始專心臨寫六朝碑板，兼臨晉唐兩宋元明名家精品，前后凡十數年揮毫不輟，直至寫出的字俗氣脫盡，氣骨挺立，始學行書。1914年起，沈尹默任北京大學教授，1916年秋又被蔡元培委為主持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會。

　　1916年的11月27日，汪孟鄒、陳獨秀同車赴北京。某日，他們走訪北京大學，在校園內路遇沈尹默。當時，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正好缺人，沈尹默便把陳獨秀在北京的消息告訴蔡元培。蔡元培隨即赴陳獨秀住處，誠邀他來北大任文科學長。這也算是沈尹默不忘陳獨秀的知遇之恩吧！

　　20世紀30年代末，陳獨秀蟄居四川江津，在貧病交迫中埋頭于作書寫詩和文字學研究。沈尹默也在四川，曾寫詩贈陳獨秀。可是陳獨秀仍然稱沈尹默的字與30年前無大異也。他在1941年給臺靜農的信中說：“尹默字素來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無字，視三十年前無大異也。存世二王字，獻之數種近真，羲之字多為米南宮臨本，神韻猶在歐褚所臨蘭亭之下，即刻意學之，字品終在唐賢以下也。”這種尖銳而又中肯的批評，也激勵了沈尹黙。抗戰(zhàn)勝利后，沈尹默辭去監(jiān)察院監(jiān)察委員之職，專力臨池賦詩。

　　由于沈字法度精嚴，氣息典雅，圓潤秀美，清雅遒健，不作怪奇之體，在平正中求變化，因而雅俗共賞，從者眾多。新中國成立之后，沈尹默的書法進入了一個全盛期，也確立了他一代書法大家的地位。2000年，中國書協(xié)評定“中國20世紀十大杰出書法家”，沈尹默名列其中。

　　20世紀50年代中期，沈尹默應《新民晚報》約稿撰寫《書法漫談》一文，文中提及“一個姓陳的朋友”對他的批評和激勵，就是指陳獨秀那一段往事。

　　陳獨秀率真坦誠，和沈尹默素昧平生，卻直言不諱指出沈尹默書法中存在的缺陷，而且，幾十年后，仍然對其嚴格要求。這體現(xiàn)了陳獨秀的勇氣和見識。沈尹默面對批評，不以為忤，反而把它當成鞭策，激勵，孜孜以求，矢志不渝，終有建樹。而且，他對陳獨秀的批評和點撥，一直銘記在心，常懷感激之情。這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其心拳拳，“無以回報，常念于心”，其情殷殷，這也是一種純真無瑕的“君子之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