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記者 李政葳 黎夢竹 姚坤森

　　“微博站方對涉冬奧會相關內容進行排查與治理，清理違規微博41473條，對850個賬號視程度采取禁言30天至永久禁言的處置”，“抖音平臺通過模型識別、舉報受理、輿情監測等方式，攔截清理相關違規視頻、評論內容6780條，對331個存在互撕謾罵、煽動對立、網暴詆毀行為的賬號，視違規情節嚴重程度，予以禁言甚至封禁賬號等處置”……北京冬奧會賽事期間，互聯網上一些不文明行為嚴重影響觀賽氛圍，多家平臺重拳出擊，封禁了一批極端賬號，嚴厲打擊了網絡暴力、網絡造謠等行為。

　　而前段時間的熱播劇《開端》等，也讓人們對網絡暴力產生反思。隨著近年來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有了在公共空間內表達的途徑，也讓很多人一下子失去了應有規范。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網上那些看似“不那么重要”的言行，經過互聯網放大傳播，很可能讓網民的“聲浪”變成傷人利刃。哪些行為屬于網絡暴力？誰是網絡暴力的最大受害者？如何避免將“網絡正義”變成“網絡暴力”？以上種種，都成了當下需要深思的問題。

　　何為網絡暴力？

　　明晰定義很有必要

　　“不要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輕易作出評論，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談及網絡暴力，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林品回想起兩年前的親身經歷。當時，因為發表了對某位明星的言論，在一段時間內遭受了一批極端粉絲的網絡暴力。

　　何為網絡暴力？“目前尚無明確界定，更多的是從局部角度進行歸納。比如，仇恨言論、虛假消息、暴恐言論等。”北京師范大學網絡法治國際中心執行主任、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沈括認為，在互聯網時代，對網絡暴力作出明晰定義有其必要性，但這個定義必然是一個動態的、持續變動擴張的概念。

　　在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看來，網絡暴力并不是法律用語，不同學科都可能涉及，可以看作是發生在網絡公共空間里的針對特定個人的侵權行為。“這種行為往往由一個人發起、參與人數眾多、公眾互動頻次高、具備跨平臺傳播等特點，其危害后果不可預測、不可控制，通常伴有侵犯人的名譽、披露人的隱私、侮辱人的尊嚴等侵權行為。”劉德良說。

　　對于網絡暴力產生的原因，劉德良認為，網絡具有虛擬性和匿名性，使得用戶在用網過程中忽略了真實的社會身份、道德準則和規章制度，抱著“法不責眾”的心理去引導事件走向；此外，法律層面沒有要求公共信息發布平臺對用戶信息發布行為承擔事先審查義務，而只能通過事后救濟的方式對信息進行處置，助長了“網絡噴子”“網絡水軍”“鍵盤俠”的氣焰。

　　很多情況下，網絡暴力蔓延背后存在網絡黑產或幕后推手的惡意引導，這也導致了治理的復雜性、緊迫性。“以娛樂圈為例，很多場景下粉絲表達極易失控，網絡暴力也就隨之而來了。”多年關注粉絲文化的林品也深有感觸。他認為，部分流量團隊長期施行旨在將“粉絲型用戶”規訓為“數據勞工”的粉絲運營，建立了一套從“虐粉—固粉”到“撕資源—爭番位”再到“催氪金—割韭菜”的鏈條，其背后的商業、資本因素需要警惕、批判。

　　從法律視角透視網絡暴力

　　網絡世界是與真實世界并行、交融的世界。因此，網絡空間從來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在網上的言行超過言論自由的合理邊界，都將承擔相應后果、付出法律代價。從近年來的網絡暴力事件司法判決看，較有影響的兩起案件分別是“德陽女醫生安某遭網絡暴力后自殺案”和“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誹謗案”。

　　其中，杭州女子被造謠案件中分別以誹謗罪判處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德陽女醫生案件中法院認定三名被告人行為均已構成侮辱罪，依法判處被告人常某一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常某二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孫某某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

　　在現實生活中，類似的案件不勝枚舉。對此，劉德良闡述了自己的擔憂：“傳統的法律法規采取事后救濟的方式，并不能完全適應網絡領域的變化。互聯網時代信息后續傳播成本低，控制后續傳播較為困難，事后救濟的方式已不符合網絡時代的信息傳播規律。因此，互聯網立法必須及時跟進，并加大執法力度，切實制止網絡暴力現象，凈化網絡環境。”

　　深入剖析這些案例可以發現，網絡暴力蔓延中時常伴隨著人肉搜索等亂象，這也凸顯了個人信息、個人隱私的泄露問題。“個人信息、數據的泄露是造成網絡暴力事件影響力擴大的重要環節。因此，在網絡暴力治理過程中，強化個人信息保護水平和數據安全水平是非常關鍵的一環。”吳沈括說。

　　在去年11月份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中，明確提到了要加強重要互聯網平臺的義務，以及強化侵犯個人信息的懲罰機制和力度。對此，劉德良認為，網絡侵權具有匿名性特征，被侵權人無法知曉實施侵權行為的直接主體，因此網絡服務商作為信息發布平臺的提供者，理應在其能力范圍內，向被侵權人披露實施侵權行為的網絡用戶信息，以便被侵權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哪些網民更易成為施暴者和受害者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師董晨宇在2019年時曾針對上海部分地區的中學生做過問卷調查，其中認為遭受或見證過網絡暴力的學生占比將近90%。“我們特別擔心的是，在‘如果遭受到了網絡中的語言暴力或人身威脅，你會選擇怎么辦’這個問題下面，排名最高的是選擇自我消化，排名最低的則是告訴老師或家長。這說明家長和學校沒有跟孩子建立足夠的信任，也沒有讓孩子意識到遭遇網暴也可以求助。”董晨宇說。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最新報告顯示，我國網民規模達10.11億，6至19歲網民規模達1.58億，占網民整體的15.7%。隨著觸網年齡結構進一步向青少年群體擴大，互聯網對青少年群體的不良影響也受到各界廣泛關注。董晨宇表示，在前互聯網時代，人們更關注現實中的校園暴力，這時候家長會有意識地告訴孩子，“如果有人欺負你，就告訴家長或老師”；但在互聯網時代，學生很可能不會主動說，“老師，有人在網上罵我”。

　　“也就是說，我們并沒有對這種轉變進行足夠有效的干預，這本身也是媒介素養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董晨宇認為，從“網絡去抑制效應”的影響來看，網絡會抑制一些廣義上的“社會規范”，很多時候網上互動無法得到及時反饋，網絡暴力發生時施暴者看不見受暴者，施暴者會更加肆無忌憚地施加傷害，讓很多本可討論的問題變成了一場“網上罵戰”，導致理性、溫和、建設性的言論被擠壓或屏蔽，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參與網絡暴力的網民多是年齡較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用戶。他們對自己的觀點信心非常足，但實際上知識非常有限。”林品說，他們需要通過攻擊別人來滿足“自己是正確的”想象。此外，很多娛樂圈粉絲時長會陷入流量明星團隊的粉絲運營人員、“職業粉絲”、“粉頭”為其搭建的信息繭房內，并在“繭房”內頻繁接收各種低質量、非理性的信息，導致精神和情感受到持續性刺激，容易陷入非友即敵、非粉即黑的二元對立思維，對網絡空間中豐富多元的聲音進行非此即彼的劃分。

　　此外，從人格特質方面來看，董晨宇認為，施暴者往往具有侵略性人格，并極其缺乏同理心。也就是說，一個人的侵略性人格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將模棱兩可的信息解讀為敵對信息。

　　網絡文明需要多方發力、久久為功

　　“網絡暴力治理需要重視多方面因素：既要通過引導教育的方式，提升公民的媒介素養、文明素質，也要通過完善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機制，促進互聯網平臺切實履行主體責任。”林品說。

　　“要采取事先預防與事后救濟相結合的方式遏制網絡暴力。”劉德良建議，網絡信息傳播離不開網絡平臺，要先從規制平臺入手，在法律中明確平臺的事先審查責任，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對圖片、文字、語音等進行識別，過濾顯而易見的違法侵權信息，對于其他較為隱蔽的侵權信息，可由受害人通知平臺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嚴格落實網絡實名制，限制公民肆無忌憚地在網上發表言論，這樣也可以在網絡暴力發生后及時追究責任；加大對侵權人或不履行主體責任平臺的法律責任追究，降低維權人成本，提高侵權人成本，既是對受害人的救濟，也是對侵權人的震懾與遏制。

　　在監管機制完善方面，吳沈括認為，要及時建立有效地投訴舉報機制，保證能夠快速、有效、便捷地處理民眾的投訴和舉報，“這樣可以讓網絡暴力及早被發現，扼殺在萌芽狀態下”。

　　為了營造文明健康、喜慶祥和的春節網上輿論氛圍，今年春節前夕，中央網信辦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清朗·2022年春節網絡環境整治”專項行動，包括集中整治網絡暴力、散播謠言等問題。專項行動啟動以來，各地網信部門、互聯網平臺積極響應，集中開展網絡暴力專項整治。

　　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通過互聯網紐帶作用形成的虛擬空間，加強文明社會建設也要加強網絡文明、網絡倫理建設。“很多線上問題是線下問題在網絡上的映射，并在網絡空間表現出特殊的形式和傳播規律。因此，只有整個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得到提升，才能從根本上治理網絡暴力。”吳沈括說。中國傳媒大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副院長王四新也表示，治理網絡暴力要從網絡空間言論、信息生態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系統性的矯正，需要持續發力、久久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