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觀察)保護未成年人，如何走出“隱秘的角落”？

　　近年來，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案件屢屢發生。如何及時發現、及時制止、及時追究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2022年中國全國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委員就未成年人防侵害問題發聲，建議從落實及完善相關制度、法律入手，為未成年人織密法治安全網，走出“隱秘的角落”。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一直存在發現難、發現晚問題。有機構每年對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案例進行統計，數據顯示，受害人普遍年齡較小，熟人作案的比例較高，使得對此類犯罪的打擊難度加大。

　　2020年5月，最高檢等部門聯合出臺《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推動解決這兩大難題。

　　“強制報告制度的出臺，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題之策。”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女法律工作者協會會長、北京金誠同達(西安)律師事務所主任方燕對中新社記者表示，但在實踐中，她發現還存在一些具體的問題。比如強制報告的主體不夠明確，對于違反強制報告義務的責任追究面臨規范缺失困境等。

　　更關鍵的是，由于對報告主體的信息保護和安全保護措施沒有明確規定，一些具有強制報告義務的報告人仍心存顧慮，害怕被打擊報復。再加上傳統觀念和責任意識原因，強制報告制度在現實中的落實還存有短板。

　　對此，方燕建議，落實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強制報告制度，進一步明確強制報告義務人的主體范圍，對強制報告義務人進行隱私和安全保護，建立強制報告制度剛性約束機制。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濟南市人民醫院針灸推拿科主任劉英才也建議，將強制報告線索發現職責納入轄區網格化管理體系，廣泛發動民眾，借助網格員管理制度實現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線索的積極發現、及時處置和妥善管理，助推強制報告制度全方位實施。

　　另一方面，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未成年人接觸網絡機會增多，利用網絡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呈高發態勢。

　　“網絡暴力看似離我們很遙遠，但在未成年人未形成較為成熟的思考能力、判別能力前，很可能直接或間接受到網絡言論的侵害，導致悲劇發生。”方燕表示，通過網絡社交工具來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比如網暴未成年人、非接觸性的“網絡隔空”猥褻行為等，也是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侵害，建議將此類案件也納入強制報告行列。

　　“學校、家長和社會各界有強制報告義務，同時面對新科技時代的新犯罪，網絡平臺也應當負有保護的責任和義務。”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劉紅宇表示。

　　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點出2021年未成年人保護的幾組關鍵數字——

　　通過強制報告辦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對未履行報告義務促整改、追責459件。推動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入職查詢749萬人次、解聘2900名有前科劣跡人員。從嚴追訴性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6.1萬人，同比上升5.7%。

　　強制報告制度的實施，正為未成年人撐起又一把保護傘。而讓更多具有強制報告義務的主體放心大膽地履行義務，減少或避免對未成年人的侵害，把“大灰狼”擋在門外，則成為多位代表、委員的共同期許。(記者 袁秀月張一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