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家園】

　　光明日報記者 李韻 通訊員 寧琦

　　說到考古，你腦海中的畫面是不是：一群男人，頭頂驕陽，戴著草帽，蹲在一個個方形土坑里，用把小鏟子小心翼翼地摳土？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風吹日曬，這樣艱苦的工作環境顯然對女性更不“友好”。但是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越來越多女性加入這支隊伍，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在考古界嶄露頭角，真正頂起了考古的半邊天。

　　在今年“三八”節到來之際，本刊采訪了老中青三代女性考古學家的代表：老一代女考古人中的翹楚、從事隋唐長安城考古發掘的安家瑤，中生代考古人中的杰出女性、與土司遺址結下深厚緣分的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周必素，考古界的后起之秀、在西藏高原帶領5位女性隊員發掘桑達隆果墓地的西藏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何偉。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我們的采訪只能以線上形式進行。但是隔著手機屏幕，我們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三位女性考古工作者，在不同的時代，面對不同的困難，卻有著一股同樣的韌勁，在我國的考古事業上留下了屬于自己的一抹色彩。窺一斑可知全豹，考古界的女人們用自己不可忽略的成績真真切切地書寫下——誰說女子不如男！

　　1.安家瑤：為考古能惠及民生而驕傲

　　作為漢唐考古首屈一指的專家，安家瑤最初的夢想并不是考古。

　　高中分文理時，安家瑤選的是理工科。1966年夏高中畢業，高考取消，她到了黑龍江建設兵團成為農業工人，結婚后調到甘肅隴西的一家三線工廠的子弟學校任教。“在基層，我遇到很多有才華有抱負的人，我漸漸地放平心態，踏踏實實做好眼下的工作。但是，我始終認為沒有受大學教育是人生遺憾。”1977年恢復高考時，安家瑤提出申請。子弟學校的張校長說：“你考什么大學呀，我們一直把你當作大學生用的。要考研究生的話，我們就同意。”一句話打開了一扇窗。

　　“但是離開高中已十余年，重新撿數理化比較困難。我父親安志敏是考古學家，耳濡目染，對考古也有一些基礎。經過努力，1979年我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研究生，導師是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宿白教授，從此走上了考古之路。”

　　1982年，研究生畢業后，安家瑤就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至今。考古學的研究基礎是田野調查發掘工作，她被分配在漢唐研究室西安唐城發掘隊。“自1982年10月發掘唐長安大明宮東朝堂，至2013年退休前，我一直在唐城隊，以發掘和研究唐長安城為主要學術目標。”安家瑤說。

　　她認為考古是冷門學科，堅守在田野的考古工作者都是淡泊名利，以考古學為自己終生事業的人。“社科院考古所的前輩大多是這樣的人，比如唐城隊的老隊長馬得志先生，更是以考古為生命，成為后輩的榜樣。”在這種氛圍中，安家瑤越來越深地愛上考古。

　　改革開放之初，考古工作最大的困擾是人們對考古的誤解和對文化遺產的漠視。在大明宮發掘時，當地農民常常抱怨：“都是這些古跡把我們害的，不能建工廠不能蓋高樓。”安家瑤回憶當時，頗有感觸：“是啊，大明宮遺址內的農民眼見著其他地方的農民都富起來了，而大明宮遺址是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不允許在遺址上大規模的建設。農民有怨氣，在遺址上開展考古工作就很困難。”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城市建設和文化遺址保護的矛盾突出。1985年，配合西安白廟變電站的建設，考古隊發掘了唐西明寺的部分遺址。西明寺是唐長安城四大佛寺之一，玄奘取經回長安后主要在西明寺譯經講法。遺址上出土了刻有“西明寺石茶碾”銘文的石茶碾和二百多件銅佛像，證實了這里是西明寺遺址。盡管如此，也沒能改變這里變成白廟變電站的命運。“我們沒有力量保護下來這么重要的文化遺產，眼見遺產的消失，是我們考古工作者永遠的痛。”事隔多年，仍然可以清楚感受到她的遺憾。

　　建設與保護的矛盾真的不可調和嗎？安家瑤一直在思考。也是基于此，說起自己的成就，安家瑤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的學術成果，而是她參與的考古發掘為后來的遺址保護工作、當地經濟發展，以及改善居民生活等方面帶來的幫助。

　　1995至1996年，唐大明宮含元殿遺址的考古發掘，搞清了含元殿的布局，為含元殿遺址的保護提供了科學依據。之后，太液池、丹鳳門的陸續發掘，促使西安市政府下決心建設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將10萬居民遷出遺址。此舉既保護了遺址，又徹底改善了原住民的生活條件。原先那片臟亂差的“三不管”地區，如今已成為城市的綠肺，更為當地經濟發展注入了新能源。遺址公園的環境變美后，還帶動了周邊的房價。如今，這里不僅是西安市民的休閑地、青少年學習歷史的課堂，而且是西安的旅游名片、外地游客的打卡地。

　　2010年10月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開園，2014年6月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中的申遺點。2013年世界遺產專家到現場考察時，看到考古工作井井有條，搬遷出去的居民對安置滿意，他們對大明宮遺址的保護利用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我當時陪同考察，感到很驕傲，因為我們的考古工作不僅解決學術問題，而且助力文化遺產融入城市建設中，融入居民生活中，作為考古工作者，我由衷地高興。”說起這些，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喜悅。

　　作為老一代女考古人，安家瑤說，現在的工作條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社會對女性家庭角色的要求似乎更高了，女考古工作者面臨的困難還是很多，需要更多的智慧和付出來平衡工作和生活。同時，她也寄語晚生后輩：現在考古學從冷門走了出來，國家重視，公眾也越來越關注。在這種大好形勢下，我們年輕的考古工作者更要不忘初心，保持平常心，“尋真求實，復原歷史，傳承中華文明是我們考古工作者的使命。”安家瑤如是說。

　　2.周必素：是緣分，更是圓夢

　　“我總說自己與播州楊氏土司有緣，特別體現在有多年的積累之后的某一年，突然又回歸這個行業，而且恰恰又是這個題材，是不是冥冥之中的緣分？”說起自己的考古生涯，周必素一直緊緊圍繞播州楊氏土司遺址的考古工作。

　　從小生長于貴州播州楊氏土司遺存的懷抱中，在楊氏家族傳說的渲染中長大，從事考古后開展土司遺址的發掘研究工作，帶領海龍囤等遺址獲得了諸多獎項……從耳濡目染到深入土司考古，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必素所長給記者分享了她與播州楊氏土司遺址“冥冥之中”的緣分。

　　“我的家距離海龍囤僅10公里，我就讀的遵義縣高坪中學所在地高坪鎮，一直就是播州楊氏在其司治北面的活動中心。”播州楊氏土司家族的顯赫和平播戰爭，在遵義，歷代家喻戶曉，包括后來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名聲大噪的海龍囤遺址，以及末代土司楊應龍。從小對播州楊氏土司歷史耳濡目染的點滴積累，將周必素與播州土司緊緊粘連，以至于后來在楊粲墓博物館上班，開始系統了解這段歷史時，“感覺就像發生在眼皮底下的往事，很親切”。

　　1991年從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畢業后，周必素回到了家鄉，在遵義市楊粲墓博物館（當時還叫文物館）工作，繼續了與播州楊氏土司的情緣。她展開了一輪對楊氏土司遺存的全面調查，搜羅了幾乎所有的出土文物，步量了一遍既已發現的楊氏土司遺存。

　　在時隔20年后的2012年4月，周必素進入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考古再續前緣。這也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和鞭策，脫離了專業考古工作20余年，對于專業知識還需要重新撿拾。她抓住一切機會惡補，發揮“后發趕超”的貴州精神奮起直追。

　　說起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兒，周必素認為是任所長十年來，始終保持著一種激情，帶著大伙兒走出的“專題推進貴州考古”之路并開花結果。說到這些，她充滿激情。她與考古是真正的“雙向奔赴”，是熱愛促使她在考古工作上全力以赴，和團隊一起，讓播州楊氏土司遺存在各大考古獎項上拿了個大滿貫。

　　除了土司遺址，史前洞穴遺址考古工作也收獲頗豐，貴安新區牛坡洞和招果洞遺址又先后獲得全國“六大”“十大”考古新發現獎。“激情，就是創造力！”全所上下像打了雞血似的。

　　考古工作，面對的都是沉寂的遺存，工作要么在荒野要么在書齋，似乎都很孤獨和寂寞。可是周必素很享受這些。她說，當你沉入到研究對象里，就可以領略到“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般的樂趣，還有揭開一個個謎題時的欣喜。“1999年，我參加省考古所對海龍囤新王宮遺址的試掘，秋高氣爽，海龍囤上空氣尤其清新，滿山的紅籽映襯著藍天，微風輕拂著蘆葦花絮；朝天關迎來旭日東升，萬安關送走夕陽西下；中秋的夜，皎潔的月，神仙般的日子。”她陷入甜蜜的回憶中，“享受大自然，真是田野考古工作者的大福利。”

　　聽著楊氏土司與海龍囤的故事長大，在博物館積累了二十年的播州土司歷史和文物資料，最終回到土司考古的路上，并將中國土司遺址推向世界。周必素說：“這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我，因為播州楊氏土司考古工作和團隊的支撐，得到了升華。而多年以前的一些愿望和想法，得到了實施和更好的解答，于是，夢圓了。”

　　3.何偉：“女兒是我最大的成就”

　　2021年3月，西藏札達縣桑達隆果墓地入選了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圈內小火了一把。做發掘的是一支“女子考古隊”，領隊何偉是個“85后”。在她身上，記者看到了作為考古工作者的堅韌和作為母親的溫柔。與她交談的過程中，她常常說“沒有什么不能處理的，只是方法問題”。在對待工作和家庭的問題上，何偉總是積極面對，從不回避困難。

　　2010年，西北大學碩士畢業后，何偉來到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開始近3年時間，她都沒有機會參與一線考古工作，這讓她憋屈。回想當年，何偉表示，雖然當時有過許多迷茫，但正是這近三年看似與考古無關的經歷，為她后來當好一個考古領隊做了鋪墊。比如，做出納，要求百分百精確，不能多一毛也不能少一分，做財務時的謹慎與后來考古工作中的細致踏實有著許多相通之處。在邊境小村駐村扶貧，讓她了解到基層群眾的需求，學會了如何和他們交往；在之后的考古工地上，與當地村民打交道時，她都能夠站在村民的角度理解他們的心理，“比如說他們要求村子里每家都要有人在考古工地工作，因為這是他們可能抓住的創收機會。如果沒有之前那段扶貧經歷，我就會很不理解”。

　　2013年，駐村工作結束后，何偉回到心心念念的考古崗位上。

　　西藏的田野考古周期短，但是強度極大。高寒高海拔的環境條件，決定了考古人員不能長期連續地從事田野工作。并且，跟其他地區比，在西藏做考古成本很高，早一天結束，就能節省不少錢，這也要求大家提高每天的勞動強度。比如做考古調查，白天出去調查，至少10個小時；回來整理資料，哪怕只是分類、填寫記錄時間、記錄者、記錄內容這些非常簡單的工作，也得一兩個小時，這樣每天都至少要工作12小時。如果路途遙遠，來回路程又得一個小時。如此的工作強度，在這么一個高寒缺氧的地方，連續工作一個來月，就基本到達人體的極限了。但在桑達隆果，何偉帶領著“女子考古隊”的姑娘們連續呆了三個多月，這是破紀錄的事。

　　從事田野考古工作，長期駐扎外地，在照顧家庭上就顯得力不從心，這也是考古人普遍都會遇到的難題。長期不在女兒身邊，讓何偉在取得學術成就的道路上伴隨了許多對女兒的愧疚。

　　女兒今年七歲，每次媽媽離家工作，她都會難過不舍。兩歲多的時候，何偉哄著女兒問她：“你說，媽媽能不工作嗎？”女兒說：“能！媽媽你能不工作，我不喝奶粉，我不要玩具了。”稚嫩的話語在何偉心中掀起巨大的波瀾。

　　四歲那年，何偉離開家的時候，女兒拍了一張照片，放在兩人各自的手機里，母女倆每當想念對方的時候就會看看照片；五歲那年，臨走前，女兒給了何偉一顆貝殼，說：“如果你想我，你就聽聽貝殼，貝殼里有我的聲音。”去年，女兒畫了兩顆愛心，分別夾在自己和媽媽的手機殼后面。這些小小的承載著思念之情的紀念品，母女倆都一直留著。

　　“我也不知道，今年我再離開的時候，她會怎么樣。”何偉說這話的時候，混合著期待和不舍的糾結。提到對女兒的虧欠和女兒的善解人意，何偉一度哽咽，“她真的有點超乎我想象，很成熟很懂事，在這件事情上幫了我大忙，否則我真的不可能安心工作。”

　　談到自己最得意的成就，何偉表示，工作上的成績，必定是桑達隆果墓地考古。但其實，沒有女兒的理解，自己不可能有事業上的成就，所以，“女兒是我最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