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十八年，河南內鄉知縣章炳燾望著歷經500余年歲月洗禮的衙署，沉思后秉筆撰聯“治菊潭一柱擎天頭勢重，愛酈民十年踏地腳跟牢”，并將之懸掛縣衙大門用于明志。以民為重，以和為貴。中華法系的歷史經驗與實踐智慧不僅僅體現在地方司法審判之中，還注重在場景敘事上“精耕細作”。

　　內景深邃

　　依照清制，縣衙“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堂后邸、監獄居南”，沿南北向三條軸線建設，寅賓館、土地祠、衙神廟、三班房、校場、倉門等居于東軸線，膳廳、監獄、吏舍、主簿廳、督捕廳處在西軸線，照壁、宣化坊、大門、儀門、戒石坊、大堂、二堂、三堂、后花園等布于中軸線。

　　由此，形成以縣衙大堂為中心、以中軸線為綱領的內景格局。房舍眾多，層次分明，高低錯落，令人深感內外有別、等級有序，故又有“衙門深似海”之說。

　　重重設墻、各式之門更是強化了院落的復雜與神秘。一般認為，這具有四重功能：一是防御，據此逐次頑抗；二是防止內部機密外泄，做到“內外有別”；三是烘托威嚴；四是強化等級制度，等等。

　　古代衙門內景的深邃，表達著威嚴與肅穆，又同具體司法審判實踐遙相呼應，形成復合敘事效應，不僅讓“奸頑可以折服其心，訟師不敢嘗試其伎”，還產生了減訟息訟的連帶效果。

　　外亭簡明

　　與衙門內景有別，左側申明亭、右側旌善亭對稱建于衙門兩側。

　　申明亭內懸掛木質黑漆板榜，公布本地違法受罰事宜。據清代《正誼堂文集》記載，如不孝不悌、賭博宰牛、做狀唆訟者，列名申明亭匾上，每名下俱各注略，一目了然。

　　和申明亭位置對稱的旌善亭，亭內懸掛木質紅漆板榜，公布當地“好人好事”：如孝弟、救急難、助婚喪、解紛息訟、化盜為良、賑饑施藥、修橋路、施棺木葬無主之骸、拾遺金而不取，真實無虛者，題名旌善亭匾上。

　　申明亭有時亦作調解之所，民間細事糾紛由公直老人勸導調解。《大清律例》規定：“州縣各里，皆設申明亭……其戶婚、田土等小事，許里老于此勸導解紛，乃申明教戒之制也。”

　　兩亭之外，縣衙門前亦有圣諭亭，位置不固定，卻至為重要。亭內石碑上刻寫皇帝為教化百姓發布的圣諭，如敦孝弟以重人倫、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風、講法律以儆愚頑、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等，內容簡單易懂。

　　衙門外亭舍去了內景的深邃，設置簡明，清晰可現，容許百姓駐足瞻依，以啟心志，以明身行。三亭環衙門而設，彰顯懲惡揚善的主流價值，同民間調解治理交相呼應，深度闡釋了“和為貴”的理念與追求。

　　本土化創造

　　在心理學看來，衙門內景與衙門外亭形成較為鮮明的場景反差，可以帶來“反進門效應”，有助于緩解司法資源的短缺狀況。

　　一方面，以景傳理。中華法系的傳統基層社會治理力主民間調解，力求“弘揚主流價值、和諧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秩序”。另一方面，以景化人。借由衙門內景與外亭，“肅一方之教令”，物盡其用豈不事半功倍？

　　作為世界五大法系（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印度法系、中華法系）中唯一沒有濃厚宗教背景的法系，中華法系下的場景敘事技藝值得借鑒、品味。

　　事實上，司法場景敘事的實踐與探究有著豐富深刻的法理積淀與歷史底蘊。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將“法律和社會組織的美”看作一種居于較高層次的“美”；在歐洲中世紀，不少藝術家和法律家保持著某種親緣關系，融合詩歌、建筑、繪畫、法的藝術等多種技藝，成為給教皇和王室提供服務的“藝術創作者”。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所有藝術的最重要方面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一種對稱的、有秩序的、和諧的排列和對表現元素的有機組織。法庭與劇場一樣，“更多是一座通向公民生活的路標，一把打開人類心靈大門的萬無一失的鑰匙”。

　　認知語言學家雷科夫、哲學家約翰遜指出，人們的概念、范疇、推理和心智是由人們的身體經驗形成的，即心智具有體驗性。如果我們的基層社會法律治理缺乏巧妙的、充分的場景敘事與本土化創造，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樹立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感知與建構便難免缺了一分憑借、少了一點源頭活水。

　　（作者 張西恒 為上海政法學院發展規劃處副處長、法律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