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曉晶（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金融高質量發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也是優化中國金融體系結構、塑造中國金融成長、探索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的根本遵循。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因此，以金融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既要把握好世界各國金融發展所呈現的規律性認識，更要找準并堅持中國特色，回應中國之題、人民之問。金融發展一般包括金融規模、金融深度、金融穩定（安全）以及金融治理四個維度。通過金融發展，可以提升金融體系效率與金融治理能力，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能以及金融國際競爭力。金融發展不能僅體現在“量”的方面，即規模擴張，更應體現在“質”的方面，即效能提升；金融高質量發展是“量”的合理增長與“質”的有效提升二者的有機統一。實踐表明，中國金融發展的邏輯內嵌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大邏輯。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價值旨歸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所有這些目標，無論是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和平發展，歸根到底，都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目標。這就意味著金融高質量發展要回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是以資本為中心。

　　著力提升金融的普惠性與包容性。要打破金融“嫌貧愛富”的慣性思維，降低準入門檻，使金融服務觸達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業，幫助他們克服因為沒有賬戶、缺少抵押等原因而無法獲得信貸及其他金融服務的困難。發展普惠金融，一方面要解決普而不惠問題；另一方面要規范金融科技發展，防止其可能產生的“陰暗面”，使擁抱新技術的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一致起來，促進科技向善，更好地服務社會。

　　推動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發展，踐行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理念，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雙碳目標的提出是中國向世界作出的莊嚴承諾，彰顯了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全人類共同發展的堅定決心。推進實現雙碳目標，一方面要發展綠色金融，為綠色產業提供融資支持，另一方面要發展轉型金融，支持高碳產業向低碳化轉型升級。此外，關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治理成效的ESG理念也充分體現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環境方面，ESG關注企業的污染治理、可再生能源利用、溫室氣體排放等因素，契合人民對美好生態、美麗中國的訴求；在社會方面，ESG關注企業的工作環境、供應鏈標準、慈善活動、社區關系、員工福利等因素，契合人民對協調、共享發展的訴求。在治理方面，ESG關注企業的商業道德、反競爭行為、股東權益保護等因素，契合人民對公平競爭、自身權益保護的訴求。

　　促進資本規范發展。資本擴張有其自身的邏輯。資本擴張一方面會帶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造成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緊張，甚至產生“馬太效應”，擴大貧富差距。因此，促進資本規范發展，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發展觀的必然要求。需要深入推進實施公平競爭政策，使各類資本機會平等、公平進入、有序競爭；正確處理資本和利益分配問題，既保障資本參與社會分配獲得增值和發展，也更加注重維護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全面提升資本治理效能，促進資本規范發展。

　　更好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著力方向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金融要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本源，避免經濟脫實向虛和過度金融化。金融創新和發展要圍繞提升服務實體經濟效能，著力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更好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著力方向，需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解決好以下兩大難題。

　　一是金融機構如何服務好實體經濟。據統計，金融體系中國有金融資產占比約為90%，國有控股金融機構占比約為55%，體現出中國金融體系以國有為主導的鮮明特征。而民營經濟在稅收、GDP、技術創新、城鎮就業以及企業數量上分別占到五、六、七、八、九成，可以說是實體經濟中的重要力量。但金融機構存在所有制偏好，對于（大型）國有企業格外青睞，而對眾多（中小）民營企業融資需求的匹配度較低。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在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突出競爭中性，繼續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推動金融領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部門治理結構的優化。

　　二是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如何更好地支持科技創新。我國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在承擔風險以及風險識別上存在“先天不足”，導致對科創產業支持不夠。因此，支持科技創新，需要“耐心資本”與“風險資本”齊頭并進。一方面，需要商業銀行加大對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中長期資金支持，發展“耐心資本”，擴大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信用貸款等；放寬銀行對股權投資的限制，支持商業銀行具有投資功能的子公司、保險機構、信托公司等出資創業投資基金、政府產業投資基金等，為科技企業發展提供股權融資；支持資產管理產品依法投資包括未上市科技企業股權及其受（收）益權在內的權益類資產，實現資管產品期限與其所投資資產期限相匹配、與科技企業成長周期相匹配。另一方面，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全面實行注冊制，健全退出機制，進一步擴大直接融資，切實發揮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在支持創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維護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生命線

　　維護金融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是實現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前提。我國經歷了40多年的快速發展，但從沒有發生過危機，這是世所罕見的奇跡。其原因并不在于中國發展模式沒有積累風險，而在于我國政府一直居安思危，將不發生系統性風險作為發展的底線。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金融領域仍處在風險易發高發期。因此，要把握好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動態平衡，管好貨幣閘門，維護幣值穩定，防止宏觀杠桿率的持續快速攀升；加強重點風險監測，不斷完善應對預案，加快不良資產處置，支持商業銀行補充資本，有序處置地方債、房地產、中小銀行等重點領域風險，防范地緣政治緊張與金融碎片化帶來的外部風險沖擊，著力維護金融穩定。

　　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近期一些國際事件進一步凸顯了增強金融體系韌性、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一是以金融高質量發展促進金融安全。通過金融體系結構的優化，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尤其是充分發揮金融在優化配置風險方面的功能，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提升金融國際競爭力，增強金融體系韌性，以金融發展促金融安全。二是補齊金融基礎設施短板。重點是完善支付清算體系，面對潛在的金融制裁風險，以人民幣國際化與數字貨幣為抓手，加快推進支付結算手段的多元化。三是把握好金融依存性增強與金融自主化發展之間的張力。由于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數字金融的網絡化特征使得各國金融之間的關聯性和相互依賴性不斷增強，后發國家被中心國家主導（甚至被脫鉤、被制裁）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嚴重損害了后發國家的金融安全，大大干擾了后發國家金融發展的自主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需要在技術和標準方面贏得主動，提升網絡數據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一方面瞄準硬核技術，在芯片、操作系統等“卡脖子”技術上下功夫，“練好內功”；另一方面瞄準規則和標準，積極參與全球金融與數字治理，圍繞全球金融安全網、跨境金融監管、跨境數據流動、市場準入、反壟斷、數字貨幣、數據隱私保護等重大問題探索建立治理規則，提升我國在金融與數字治理領域的話語權。

　　堅持黨的領導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保證

　　金融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完善金融治理，既充分體現出金融發展的政治性，也是中國金融高質量發展的特色和優勢所在。

　　首先，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對完善金融宏觀調控決策機制尤為重要，這一方面有利于凝聚黨內共識，提升經濟金融政策的執行效率；另一方面可發揮黨的領導在解決部門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分歧的優勢，將不同部門、不同層級整合到同一目標下，避免政策效果抵觸或留有空白。

　　其次，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具有維護國家信用，統領金融與財政，發揮二者協調配合作用的天然制度優勢。一方面，我國開發性金融在全球范圍內的異軍突起，既是創造性地運用國家信用的實踐成果，也是兼具財政與金融雙重功能、運行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金融創新；另一方面，面對所謂的“金融風險財政化”“財政風險金融化”，加強黨的領導可在制度層面壓實各方責任，“誰家的孩子誰來抱”，統籌應對財政金融風險的互溢。與此同時，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也有利于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逆周期調節、穩定經濟大盤中發揮1+1>2的作用。

　　最后，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促進金融治理現代化。重點是將黨的領導嵌入國家治理機制，協調好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關系，包括減少政府干預，發揮市場在風險定價和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超越“發展型政府”、構建“創新型政府”，更好發揮政府在促進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規范金融發展方面的作用；注重發揮社會力量，著力加強對資本、平臺經濟、金融科技、通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社會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