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作者：王露璐（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王璐（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深入某一區域，利用現場觀察、問卷調查、深入訪談、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田野調查，是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長期以來的重要學術研究方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發展呈現出獨特復雜樣態，政治學、經濟學、傳播學等學科也在研究中引入了田野調查方法，圍繞鄉村政治制度、農村集體產權、鄉村傳播結構等產出大量研究成果，并創建了田野政治學、民族志傳播學等學術流派。相較而言，倫理學研究特別是中國鄉村倫理研究，對田野調查方法的運用仍顯不足。探索鄉村倫理研究的“田野”路徑，是建構倫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著力點。

　　鄉村倫理研究的“田野”路徑，體現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和道德生活史的基本視角。馬克思主義認為，道德是歷史的，由一定社會歷史階段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所決定，其起源、內容和作用范圍受到社會經濟關系和作為經濟關系表現的利益及利益關系的制約。在前現代社會，與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和相對封閉的生活方式相適應，中國鄉村社會形成了以封閉、保守、穩固和平衡為基本特征的鄉村倫理關系和道德生活樣態，具有獨特的“鄉土性”。伴隨中國鄉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這種轉型進程的加速，中國鄉村倫理關系和農民道德觀念發生明顯變化。準確發現和總結這些變化，離不開對不同區域典型村莊的實證研究，離不開在對鄉村的細致觀察和與農民“親密接觸”基礎上，真切感知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經濟關系和利益關系的發展變化，準確把握鄉村倫理關系和農民道德觀念的內在發展規律。在此意義上，鄉村倫理研究的“田野”路徑，意指通過規范的田野調查，描述和還原當代中國鄉村倫理關系和農民道德生活的真實圖景，從而為鄉村倫理理論研究和鄉村道德建設實踐提供基礎。

　　鄉村倫理研究開展田野調查的初衷，是希望從現實的鄉村生活中發現和驗證問題，或為分析相關問題尋找論據，從而發現面向鄉村的“真問題”。事實上，大量的問卷數據和訪談資料既有“證實”亦有“證偽”；既是在提供某種論據，更是在驗證問題本身。例如，圍繞“如何看待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鄉村道德發展變化”，在近年來的學術討論和媒體報道中，“鄉村凋敝”“倫理失序”“道德滑坡”等關鍵詞時常出現。然而，不少有關田野調查的問卷數據和訪談記錄都清晰呈現了農民對村莊環境改善、道德進步、人際關系和諧的總體肯定和高認同度。又如，關于如何有效加強鄉村道德建設、推進城鄉精神文明融合發展，有調研者發現，通過“送書下鄉”“農家書屋”等方式“送”到某些村莊的圖書久未拆封，而一些地方的“鄉村春晚”“農民寫金句”“媽媽學堂”等鄉村自辦群眾性文化活動深受村民喜愛。二者之間的對比反映出，充分激發村民作為鄉村倫理文化建設主體的內生動力，是鄉村倫理文化建設的根基。

　　如何運用鄉村倫理研究的“田野”路徑？可以通過選擇不同區域的典型村莊，結合問卷調查的定量研究和深度訪談的定性研究，輔之以直接觀察和閱讀村莊志等文獻。早在1939年，費孝通就指出，村莊是一個既能“提供人們社會生活的較完整的切片”，又方便調查者密切觀察被調查者的社會單位，在鄉村研究中“把一個村子作為單位最為合適”。迄今為止，村莊依然是中國鄉村社會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單位，自然也是鄉村倫理研究“田野”路徑的基本切入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村莊居民的日常生活入手，以輕松的對話交流方式展開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既能以口述史方法獲得大量有關村莊道德發展變化的一手資料，又能通過農民“講述自己的故事”凸顯其作為鄉村生活親歷者和鄉村道德建設者的主體意義與價值。訪談內容看似雜亂，但研究者可以在不同受訪者話語里反復出現的共性表述及評價中，獲得村莊共同體的道德傳統和倫理認同，也可以從反常的“少數”中捕捉不同倫理觀念之間的緊張與沖突，進而發現村莊共同體的倫理演進規律。

　　鄉村倫理研究的“田野”路徑，能夠鮮活呈現并建構地方性道德知識。所謂地方性知識，是包含話語、經驗、風俗、法律、道德等在內的、具有區域特征的知識體系，它是特定地方的居民在長期共同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并世代積累起來的，既與地方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高度融合，又獲得地方居民的精神認同。這些地方性知識通過長期積淀成為地方居民認識和解釋其生活世界的一種符號和意義系統，影響人們的思維邏輯、行為方式和價值判斷，并在地方性事務的處理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鄉村的自然風貌、產業結構、經濟狀況區域性差異較大，作為地方性知識組成部分的村莊倫理文化傳統也存在較大差異。在田野調查中，每一個村莊都呈現出獨特的道德生活樣式，每一個作為地方性知識持有者和親歷者的村民，也都以自己的話語方式講述著不同的鄉村道德故事。可以結合自然區劃、人文區劃和行政區劃的科學方式選擇出典型村莊，體現產業結構、經濟狀況、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差異性，在此基礎上，通過典型村莊問卷和訪談樣本的數據，借助先進的技術手段和分析工具進行關聯、對比，運用倫理學概念工具和分析范式進行提煉、總結，從中既能夠看到鄉村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變遷對個人產生的影響，也可以通過村民的個體敘述，發現和了解根植于村莊自然環境和經濟關系中的地方性鄉村道德知識，進而為把握和理解中國鄉村社會的道德問題和發展規律提供重要的田野依據，并在此基礎上形成鄉村倫理研究的中國范式和中國話語。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鄉村道德的實證研究與地圖平臺建設”階段性成果）

　　《光明日報》（2023年06月3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