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專家學者反思疫情應對問題(深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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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美國疫情仍處于高位平臺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數仍在持續攀升。美國專家學者開始從深層次進行反思，指出美國一些政客將疫情政治化，以及經濟上過度注重資本利潤，都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難度。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疫情實時監測系統的數據顯示，截至美東時間8月13日上午，美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經超過了520萬，死亡病例超過了16.6萬。此前，美國確診病例從400萬例上升至500萬例，僅用了17天時間。面對疫情給民眾健康和社會經濟造成的嚴重損失，美國許多專家學者都在進一步反思疫情應對。

　　“將疫情政治化，導致美國成為全球疫情中心”

　　疫情防控與經濟重啟如何平衡，在美國成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問題。針對疫情新一輪快速蔓延，衛生專家普遍認為，許多地方州過早重啟經濟是主要原因。“我們開放得太快了。我們重開了酒吧，我們重開了夜總會，所有這些結合在一起，才有了我們今天的處境。”哈佛大學全球衛生研究所主任阿希什·賈哈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表示，“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浪費了時間，我們的政治領導人沒有做應該做的事。”

　　“將疫情政治化，導致美國成為全球疫情中心。”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來自肯塔基州的聯邦參議員蘭德·保羅是有名的保守主義者，他早在今年3月份就感染了新冠病毒。然而，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等媒體報道，這一經歷并沒有讓他對疫情防控的態度有所轉變。在國會聽證會上，他公開質疑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等衛生專家的專業知識。就新冠疫苗問題，保羅宣稱：“我在某種程度上支持疫苗，但同時我也支持個人自由。”

　　不久前，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一篇專欄文章中對將經濟重啟政治化的現象提出了激烈批評。他強調，美國的疫情應對“在流行病學和經濟層面上都是失敗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口中的自由實際上是責任感的缺失”。

　　“面對諸如流行病或颶風這樣的危機，需要集體行動”

　　“幾十年來美國政府所做的政策決策，都毫無例外地在整體上偏向私營部門，尤其是大型公司的利益，而忽視了國家和勞動者的利益。事實證明這給我們的健康和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在一篇有關美國疫情應對的評論文章中，美國專欄作家拉娜·福魯哈爾如此寫道。

　　據美聯社等媒體報道，早在2018年，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就開始解散負責應對傳染病大流行的團隊。近年來，聯邦政府在編制預算案時，一再要求削減美國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等聯邦公共衛生機構的預算。地方層面的情況同樣不樂觀。美國國家衛生協會指出，自2008年以來，美國地方公共衛生機構已經裁員近6萬人，相當于1/4的員工。這些機構的聯邦資金主要來源，即美國疾控中心的應急準備預算，自2003年以來也被削減了30%。

　　《紐約時報》調查發現，美國原本有機會解決呼吸機短缺的問題。早在13年前，美國政府意識到了增加呼吸機國家戰略儲備的重要性，并將開發成本更低的新一代呼吸機的采購合同，交給一家名為紐波特醫療器械的加州企業。2012年，該公司被大企業柯惠醫療收購，開發新一代呼吸機的計劃隨即被擱置。有行業人士指出，柯惠的收購決定，初衷即是防止紐波特開發出新一代呼吸機，以免影響柯惠原有的呼吸機業務利潤。《紐約時報》分析指出，“將具有重大公共衛生影響的項目完全外包給私營企業，這種做法具有危險性。私營企業對利潤最大化的關注與政府為未來危機做準備的目標并不總是一致。”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面對諸如流行病或颶風這樣的危機，需要集體行動，不能過度依賴私營部門。不幸的是，美國人的口頭禪一直是‘政府并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才是問題所在’。”

　　“‘個人至上主義’可能會使公共衛生措施復雜化”

　　不久前，地處美國西南部的亞利桑那州出現了一場持續數天的反對“居家令”抗議活動，該州是目前美國疫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鳳凰城當地電臺報道，州議會眾議員凱利·湯森在集會上向州政府喊話，要求廢除“居家令”。抗議活動即將結束之時，組織者還讓現場參與者相互手牽手，以挑戰疫情期間衛生專家提倡的保持“社交距離”做法。

　　《華盛頓郵報》報道進一步指出，戴口罩這樣一項簡單的防疫措施，在美國卻成為一種政治和黨派立場宣示。“對某些人來說，戴口罩是一個涉及更廣泛的信仰和政治傾向的宣示。這種情況以前就在美國發生過——摩托車手戴頭盔、在汽車上系安全帶、餐館實行禁煙令，所有這些措施都曾引發關于個人自由的爭論。”

　　衛生專家們對這種“個人至上主義”文化給美國抗疫帶來的阻礙充滿擔憂。安東尼·福奇接受采訪時指出：“美國的‘個人至上主義’可能會使公共衛生措施復雜化。”他強調：“處理傳染病時，一小部分不遵守規定的人會對整個社會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