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周

　　近日，筆名為“江山提筆”的網絡文學作者孫先生通過社交平臺呼吁維權，稱自己寫了200多章的小說在某盜版網站上被改了個名字，還被續寫至1369章。據報道，除擅自“續寫”外，網絡文學被盜版網站通過技術手段“爬取”的現象十分常見。以作品名為關鍵詞搜索，只有前幾條能導向正版網站，其余幾條都是盜版，原創者維權困難。

　　文學是藝術瑰寶，即使是發表在網絡上的文學作品，也沒有背離文學本身所具有的“獨創性、特殊性、唯一性、難以復制性”等顯著特征。這些特征決定了即便是發表在網絡上的文學作品也不容許任何盜版。雖然這一道理人人都懂，但在利益的誘惑下，仍有不少寄希望于“空手套白狼”的不法之徒，通過技術手段盜版他人的文學作品。如此不僅違背文學創作規律，而且擾亂文藝市場，危害不容小覷。

　　網絡文學盜版成風，與其侵權成本低、維權難的現實處境有關。與傳統文學創作相比，網絡文學因為借助了人工智能技術，讓盜版更加容易，由此導致網絡盜版文學數量的激增。而數量的激增，又相應地增加了原創者的維權難度。中國作協網絡文學中心發布的《2022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顯示，2022年網絡文學新增作品300多萬部，主要網絡文學網站的作品存量達數千萬部。原創者想要在如此之多的作品中發現盜版者，無異于大海撈針。更何況，即便發現了盜版作品，作者也未必有時間和精力與盜版者逐一對簿公堂。

　　同時應看到，目前法律對盜版認定的標準仍不十分明確，也讓原創者的維權之路往往不那么順暢。雖然新版《著作權法》對盜版作了界定，但隨著規避法律責任意識的增強，盜版者也從此前簡單復制、不改變原作品內容的剽竊行為，“升級”為更加難以識別的抄襲，而針對后者，目前《著作權法》對如何認定抄襲侵權行為還缺乏明確標準。

　　一方面，舉證的艱難常使原創者不敢或者不能依法維權。互聯網技術的廣泛運用，導致文學盜版的技術越發高超，原創者欲要依法維權，則應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訴訟原則，提供確鑿證據證明盜版者運用高技術手段抄襲的作品屬于盜版侵權。面對這種有些嚴苛的舉證責任要求，不少原創者沒有十足的把握打贏維權官司，無奈之下只得選擇放棄。

　　另一方面，囿于侵權成本低廉的掣肘，原創者通過訴訟維權，還需面對時間、精力、費用等高成本的付出壓力。如果維權成本高而得到的賠償又少，原創者即便維權成功，也可能是“追雞得殺牛”。一旦這種“李鬼得利，李逵遭殃”的狀態形成惡性循環，盜版者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盜版他人作品。

　　遏制網絡文學盜版侵權，重在解決原創者的維權難。這既需要完善法律，切實解決作品盜版尤其是抄襲標準不明晰給原創者依法維權造成的困擾；又需要切實消除橫亙在原創者依法維權面前的舉證難、成本高、得不償失等“攔路虎”。如此才能進一步暢通維權渠道，讓原創者可以信心滿滿地依法維權。

　　當然，遏制網絡文學盜版侵權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原創者依法維權的“單兵突進”，還要發動讀者主動舉報，強化監管部門的執法力度。如此，盜版者的賊膽再大、伎倆再高明，也必然會落得一個作繭自縛的可悲下場。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