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探索了十多個年頭的“互聯網+廢品回收”，表面上風生水起，實際上陷入“想賣的不會用，會用的不愿賣”的怪圈。

　　萬億規模的廢品回收市場，主流模式依然停留在“三輪車時代”。《“十四五”循環經濟發展規劃》要求通過完善廢舊物資回收網絡、提升再生資源加工利用水平，構建廢舊物資循環利用體系。“互聯網+廢品回收”這條路，如何走出一片新天地？

　　“互聯網+”遭遇現實尷尬

　　南京老人肖達軍攢了一個多月的廢紙箱，最近終于處理掉了——因為家附近的回收站突然搬遷，幾十斤廢品沒了去處，“丟給小區保潔舍不得，想去別處賣又拖不動。”他也聽說網上有人回收，可自己沒有智能手機、無法操作。最后，是小區物業幫他找來一個廢品回收員。

　　這一尷尬，眼下很多老人正在經歷。隨著城市治理進程加快，街頭巷尾的廢品回收站數量銳減。盡管居民區內的智能回收機越來越多，手機里的廢品回收APP和小程序也層出不窮，但作為廢舊物品重要收集者的老年群體，其中不少人還難以邁過這道“數字鴻溝”。

　　記者打通王俊電話時，他正驅車趕往浙江余姚。2018年，一次機緣巧合，王俊進入了再生資源行業，成為“小黃狗”環保科技的南京區域負責人。

　　成立于2017年的“小黃狗”，是國內最早探索“互聯網+廢品回收”的企業之一。依托手機APP實現預約上門，在小區投放智能回收機，拉近與用戶距離；建立分揀基地，砍去中間環節……種種舉措既方便了居民又減輕了源頭分類的壓力，“小黃狗”一經推出，就迅速進駐全國33個城市。但2019年，隨著母公司遭遇困境，“小黃狗”因為資金鏈斷裂難以為繼。盡管破產重組后在中植國際的“輸血”下起死回生，但企業元氣大傷，在南京，原本近300臺的回收機只剩下一半，騎手小哥也從150名縮減至50名。

　　“第一輪‘燒’了20多億元，倒也不是一無所獲。”在王俊看來，這5年，“小黃狗”經歷了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廢舊物是低附加值商品，利潤以“角”計算，人工、運輸、倉儲等成本很難消化。“按照最初的模式，可能就算資金鏈不斷，也持續不了多久。”他說，重獲新生的“小黃狗”開始轉移業務重心，末端回收收縮，國際貿易成為主攻方向，“我去余姚，談的就是廢品出口業務。”

　　南京再生資源行業協會秘書長孫波，見證了“小黃狗”在這座城市的起起落落。“‘互聯網+’的優勢在于規模化和高效率，但廢品回收行業幾十年才形成現在的運行邏輯，要打破這個格局，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他認為，廢品回收行業的本質，依然是低進高出賺取差價，“互聯網+廢品回收”提高了效率，但由此產生的成本遠遠高于回收物出售的利潤，“兩者倒掛，必然不可持續。”

　　積攢廢品是不少老年人的生活習慣，他們更喜歡就近回收、現金交易的傳統模式。南京志達環保科技也曾開發微信小程序“E圾分”，手機下單就有人上門，但實際運營中，每天線上下單人數始終停留在個位數。企業總經理朱星龍說：“賣廢品的老人不會用互聯網，熟悉互聯網的年輕人又不愛賣廢品，平臺活躍度很低。”

　　能不能通過收編走街串巷的“破爛王”來實現回收量的突破？“很難！”在廢品收購行業摸爬滾打了十來年的殷富華說，目前收廢品的從業者也是以中老年人為主，他們都有固定的“地盤”，貨源大多來自熟人，“沒有人會愿意為了收幾斤報紙專門跑一趟。”

　　主力客群不“觸網”、“回收大軍”沒動力、商業模式落地難，廢品回收行業的互聯網“改造”，從一開始就遇到了瓶頸。

　　“新玩意”不敵“三輪車”

　　從老家安徽六安來到南京，江芳和丈夫余學志與多位同鄉一起進入了廢品回收行業。一晃快20年過去，江芳已經在新街口附近的匯文里有了自己的廢品回收站，進進出出的老街坊和老客戶都會熱情地喊她一聲“老板娘”。盡管已在南京買房安家，但江芳始終沒忘記蝸居在地下室的那段時光，“今天的日子，都是我和老公一腳一腳蹬出來的。”

　　就在“互聯網+廢品回收”企業苦苦掙扎的時候，一些人依靠傳統回收模式卻依然活得有滋有味，多個城市甚至開始“召回”一度不受待見的“破爛王”。這股旺盛的生命力，究竟來自哪里？

　　“經驗！”江芳的回答干脆利落。在大部分人看來，廢品回收是個純體力活，其實不然。“除了一雙勤快的腿，你得有一雙識貨的眼睛，知道什么東西值多少錢，還要有一張能說會道的嘴，跟人拉關系、談價格。”她說，收廢品是一個特別依賴經驗和人脈的行業。給蹬三輪的師傅遞根煙，和賣廢品的鄰里拉會兒家常，給大爺大媽們多加一兩塊錢……這些小細節，是江芳多年積累摸索的“竅門”。而這些，恰恰是互聯網做不到的。

　　也并不是所有從業者都像江芳這樣幸運。孫波清楚地記得，2013年協會做過一次統計，南京的回收站加末端處理企業一共有上千家，9年后，這個數字只剩下當初的1/3。“主要還是因為城市更新和征地拆遷。”他說，廢品回收屬于“散亂污”行業，在相關部門監管下，很多企業和站點拆遷了就再也拿不到地、租不到門面，從此消失在城市發展的大潮中。

　　在一輪輪的大浪淘沙中，“幸存者”們也在改變，占道經營少了，短斤缺兩沒了，回收價格更透明了。“老百姓有需求，‘一刀切’取締不現實，只有通過精細化管理，使之更加規范。”南京市玄武區新街口街道城建城管中心副主任朱松林說，這幾年，回收站基本已轉入背街小巷，但周邊環境好了，居民也認可，一年掙幾十萬元的大有人在。

　　垃圾分類實施后，南京數百個小區安裝了“吃垃圾、吐現金”的智能回收機，居民的廢舊物品由運營企業統一收運。這些“新玩意”會不會搶走回收站的貨源？志達環保也投放了數百臺設備，但朱星龍發現，這些機器的使用率并不高。“除了老人不愛用，其本身設計上也有缺陷。”他說，智能設備容量有限，紙箱如果不壓扁，放幾個就塞滿，而像舊家電、舊家具這樣的大件，更是無法接收。如今，志達環保又走回“老路”，在小區里“擺攤設點”，當面稱重、結算。

　　智能設備“干不過”傳統回收模式，背后的核心邏輯，還是成本控制。業內人士分析，廢品回收行業的“金字塔”底端基本是夫妻老婆店，“帶個蛇皮袋、蹬輛三輪車就能收貨，一個小門面就能養活五六個人。”相比之下，互聯網回收平臺不僅前端成本一樣也少不了，后臺支撐更需要海量資金，市場和政策一旦波動，夫妻老婆店“船小好調頭”，而對平臺來說將難以應對。

　　行業“換血”不能光靠“收二代”

　　再過一個月，南京柯信物資回收有限公司的新廠就將在棲霞區龍潭街道投產。這家專門從事廢玻璃回收處置的省級高新企業，傾注了合肥漢子柯章躍大半輩子的心血，現在，他把廠子交給了24歲的兒子王柯。

　　“我從小就在廠里長大，知道我爸有多苦。”王柯一開始并不想子承父業，畢業于南理工電子商務專業的他，曾經理想中的工作是企業白領；社會對廢品回收業根深蒂固的偏見，更是讓他猶豫不決。

　　讓兒子接班，柯章躍其實還有另外一層考慮。當時企業的出口業務剛剛起步，在和外商接觸中，他明顯感覺力不從心。在他看來，學電子商務的王柯，無疑是最佳人選。2020年，還在讀大四的王柯最終接受了“收二代”的角色，開始跟著父親“闖碼頭”，對這個行業也逐漸有了新的認識。“一個玻璃瓶，自然降解需要5000年，但篩分破碎后變成玻璃廠的原料，這得節省多少礦產資源。”他說，廢品回收是永不消失的產業，不深入進來，可能永遠也沒法理解。

　　去年，王柯談了一筆200多萬元的大單子，把3000噸廢玻璃賣到了剛果（布）。“都是他自己談的，年輕人腦子活，溝通起來順暢。”柯章躍驕傲地說。

　　眼下，廢品回收從業人員的老齡化加速，當年背井離鄉來大城市闖蕩的毛頭小伙，大多已接近退休的年齡，但行業的“新陳代謝”卻格外緩慢。剛過四十的殷富華說，在他之后，來南京打工的老鄉里，再也沒人干廢品回收了。

　　吸引不了年輕人的行業，注定沒有未來。廢品回收本質上和快遞一樣，同屬大物流范疇，只是前者屬于逆向物流。滿大街跑的外賣小哥，工作強度一點不低，收入也未必高出多少，但其職業認同感卻遠超廢品回收。消除這種落差，最后可能還是要仰仗互聯網。

　　這也是王俊對行業未來充滿信心的原因。“資本愿意接盤‘小黃狗’，就證明我們的方向沒有錯。”他說，“互聯網+廢品回收”不可能一蹴而就，平臺不是要搶廢品回收站的飯碗，而是應成為生產工具、幫助他們提高收入，“關鍵是要找準切入點，整合力量‘撬動’這個萬億級產業。”

　　后起之秀們已經開始嘗試。2019年，當時還在蘇州收廢品的馮月月，登臺央視《開講啦》，和清華大學教授、主持人撒貝寧等人一起細說垃圾分類。這位90后安徽姑娘，因為在抖音平臺推送自己收廢品的日常趣事而走紅，累積了百萬粉絲，被網友稱為“廢品西施”。如今，已經回老家的馮月月還在干著老本行，并定期更新自己賬號下的內容。

　　時代向前，不管城市怎么發展、技術怎么迭代，有人生活的地方，就離不開廢品回收。南京再生資源行業協會每次開年會，孫波最期待的，就是看看來了多少張年輕的新面孔，“無論外部環境怎么變，有他們，行業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