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百年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發出一句感慨：中國歷史作家層出不窮、歷史著作連續不斷，這實在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比不上的。

　　這話沒毛病。中國有深厚的寫史傳統，古代史籍浩如煙海。光看分類，就讓人驚嘆。《四庫全書總目》分史書為15類，即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

　　排位第一的正史是中國歷史著作的主心骨。

　　每當王朝更替，新朝建立，都要組織人力編寫前朝史，是為正史。這一叫法見于《隋書·經籍志》，到清代備齊了二十四史，從《史記》《漢書》直至《元史》《明史》，歷時1800多年，共3200多卷，4700萬字。

　　二十四史開始幾部不是國家行為，都是個人寫作，后來得到國家承認，才立為正史。到唐朝開始把正史列入官修，國家出面，征集史料，選調學者，設置總裁、編纂官、監理、提調、繕寫、校對等一系列職位，成了國家級的文化工程，參與其中者，多為一時俊杰。

　　比如北宋的宋祁，寫過“紅杏枝頭春意鬧”這樣的名句，被譽為“紅杏尚書”。宋仁宗時，他和歐陽修一起撰寫《唐書》，歷時17年修完。為區別五代時期修的《舊唐書》，就稱為《新唐書》。修史的時候，宋祁工作發生調動，他就帶著書稿去了成都。每晚吃完飯，他就拉下簾子，點上蠟燭開始寫。“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成為一時佳話。

　　正史的編纂體例都是紀傳體，突出特點是以大量人物傳記為中心內容。此外，還有《左傳》《資治通鑒》為代表的編年體史書——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月、日編排史實。

　　編年體最早起源于中國，是周代史官創造出來的。《左傳》完善其體例，東漢荀悅《漢紀》創斷代編年體，北宋司馬光則成通史編年體。其他編年體史書，還有起居注、日歷、實錄等。

　　像《資治通鑒》這樣一部時間跨度長達1362年的編年史，因它只是逐年記述，好像賬簿一樣。一件事情如果連續發生好多年，想了解某事全貌，便要翻閱好多卷，挑著揀著找，很不方便。

　　為解決這個困難，南宋的袁樞就把分散在《資治通鑒》不同年份的同一件事的材料集中起來，編寫出《通鑒紀事本末》。紀事本末這種體裁就此誕生——以說清具體事件為主，不以年代、人物為主。

　　回過頭再說二十四史，其內容豐富，是萬象兼備的百科全書，最有價值之處莫過于原創性——因其據以編寫的原始材料，包括檔案、實錄、家傳、碑志、行狀等，多是反映某一朝代史實的最早記載。后來原始材料多不存世，得虧正史得以流傳后世。

　　正因為保存史料多，二十四史卷帙浩繁，所謂“一篇讀罷頭飛雪”。前人想表達“情況復雜，頭緒繁多，不知怎么做起”的意思，往往就引用清代作家李寶嘉的話：“嘗苦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

　　對此，南宋學者朱熹有自己的觀點。

　　有學生問他讀史之法時，朱熹說：“《資治通鑒》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這兩本書里記載的事情多有貫穿，同一件事散見在本紀、列傳、表、志之中。《資治通鑒》是逐年記事，一年一年看過去，很多事情交織在一起，不容易找到某一件事的頭緒。”

　　學生請他具體談談“正史是怎么一件事多處說的”。朱熹說：“拿劉邦赴鴻門宴這件事來說吧，《高祖本紀》和張良、灌嬰等人的傳從不同角度敘述，意思詳盡，讀起來讓人心情歡洽，容易記住。《資治通鑒》是在一年的某一處說到這事，沒說完就去說別的了，預知后事如何，得去下一年找，記性好的人才能看得下去。”

　　朱熹的見解有道理。讀史，先讀正史，收獲會更顯著一些，這是正史的特點決定的。他還有一個讀史總綱：“先讀《史記》，再讀《左傳》，再讀《資治通鑒》，有余力就讀全史。”有余力的人當是不多，但這種“先重點后一般”的讀法是適合大多數人的。（熊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