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雷生（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由于生源問題、辦學規模受限、地理位置限制等原因，異地辦學成為一些高校突圍發展的“終南捷徑”。教育部印發的《關于“十四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指出，“不鼓勵、不支持高校跨省開展異地辦學，特別是嚴控部委所屬高校、中西部高校在東部地區跨省開展異地辦學，原則上不審批設立跨省異地校區。”筆者看來，對積極轉型為研究生院或研究院的異地辦學模式，相關部門應給予科學客觀評價，采取疏堵結合方式規范治理，積極引導社會公眾認知。

　　首先，引導社會全面客觀認識高校異地辦學的性質定位。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在激烈競爭下，高校均面臨“不進則退”的壓力。尤其是那些區域經濟優勢不明顯的高校，謀求在教學、科研、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等方面跑出“加速度”，是正常的辦學追求。筆者認為，對依靠自身品牌和實力，尋求異地辦學這種錯位發展模式，既要予以理解包容、引導規范，更要客觀公正地看待高校作出的有益探索。只要高校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全面執行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堅持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初心使命，主動適應、積極服務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主戰場需要，那么，對于高校異地辦學、設置分校等辦學行為，應給予包容理解。當然，在高校異地辦學實踐過程中，個別高校在招生、收費、日常管理和辦學質量保障方面出現問題，對此要秉持法治精神，及時用制度堵住漏洞，用法律規范權力運行。

　　其次，要運用系統思維方法，科學分析高校異地辦學的初衷。隨著各項改革進入深水區，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被擺在更重要的位置。建議相關部門通盤考慮，面向學生家長、區域社會、企事業單位等開展深入調研，傾聽基層群眾渴盼優質教育資源的心聲，分析高校熱衷異地辦學的原因，科學預判、綜合研判政策可能引發的后續反應，做好應對預案和解決方案，以保證政策落地。

　　當下，很多名校異地辦學不僅著眼于學校自身發展小循環，更包含了服務國家戰略、解決“卡脖子”問題的綜合考量。因此，建議立足國家和省市教育整體協調發展的戰略定位，加快健全政策法規，完善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建設，引導高校科學制定發展布局。要深刻認識治理高校異地辦學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復雜性，如果簡單要求這些學校撤、拆、并、轉，必將帶來人力、物力、財力和辦學資源的極大浪費。因此，需要慎之又慎。

　　再次，建議相關部門健全和完善高等教育內外部治理體系，打破高校的“屬地化”保護模式，建構高校有序競爭的局面。高校的發展既要遵循高等教育辦學規律，也要兼顧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市場規律，一味實施區域性、地方性行政保護，不僅無助于區域高校發展，反倒會助長高校的資源依賴性。不妨把高校異地辦學看作激發區域高等教育系統辦學活力、攪動高等教育創新發展的“鲇魚”，并在此基礎上予以規范引導。

　　筆者認為，在治理和規范高校異地辦學過程中，要做到“五個尊重”，即尊重高校異地辦學歷史、現狀及貢獻；尊重高校在保障異地辦學的質量、水平、學科優勢特色等教育服務供給能力方面形成的經驗和實踐探索；尊重辦學所在地的經濟發展結構、人才需求結構和高等教育發展實際；尊重廣大人民群眾對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和服務的合理訴求；尊重高校自身特點。

　　總之，治理和規范高校異地辦學問題，既要采取“疏導為主、疏堵結合”的規范治理原則，還應多措并舉，靈活采取科學治理策略。具體而言，省級層面應結合自身特點與發展規劃，科學理性建設新校區，將其作為重新定位、謀劃和布局發展的新增長極；對于新申報的跨省、跨區域異地辦學項目，要明確不再進行審批立項；對于中西部高校跨省遷建工作的管控，要逐步清理規范，平穩過渡轉型，引導其向研究院、科研院等機構轉制；對于異地辦學已形成品牌效應的，要積極推動其與辦學主體（校本部）剝離，逐漸劃轉屬地，交付給辦學所在地接管；鼓勵高校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和環境友好、條件成熟、基礎扎實的境外、國外高校開展合作辦學，強化教育涉外監管力度和互利共贏的可持續發展模式。